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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期货:分析宏观综合市场观点及投资参考

新湖期货:分析宏观综合市场观点及投资参考

【特别关注】

政令要出中南海 李克强严问责

【开利综合观察】「个别地区和部门在贯彻落实重大政策措施中还存在工作不协调,落实不到位,工作进度慢等问题,也存在欺上瞒下,弄虚做假和工作不作为等极个别现象。」

「这些问题和现象的存在,影响了财政预算的执行,项目投资的落地和年度各项工作任务的如期完成,更有个别问题和现象扰乱了正常工作秩序,违反了财经纪律,积聚了经济风险,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为着推动政令要出中南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动真格了,他于5月下旬至6月中旬,对国务院相关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开展了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第二次大督查。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对全国第二次大督查发展问题进行整改的通知」,揭露了前述落实中央重大政策的两宗罪。

据悉,这次全国第二次大督查,国务院共派出多个督查组对18个省份和35个部门、单位重点督查,并取得不错的成绩,仅是各级财政已收回沉淀和违规资金2,500多亿元(人民币.下同),而国务院即时将739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存量资金调整用于在建重大项目。不过,对于大督查中发现的问题,李克强决定果断地处理。

本月8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听取国务院重大政策措施落实重点督查情况汇报后,他强调对落实不力的坚决处置整改;对明显不作为,整改不力的要约谈问责;更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督查机制,确保各项政策取得实效。他不讳言:「要狠抓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落实,顶住下行压力,增强发展动力,巩固经济趋稳向好势头。」

9大部委被点名 涉财政土地

「抓住了一些突出的问题和典型,要严格问责,坚决整改。」根据李克强这项指示,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对全国第二次大督查发现问题进行整改的通知」,要求有关部委和地区认真纠正、严肃整改,限期处理解决好存在的问题,其中国务院9个部委和北京、天津、河北等多个省区市更被点名批评。

以被点名的9个部委为例,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审计署、质检总局、工信部、国土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和食药监局在内,在大督查中揭发存在的问题有:财政资金沉淀、土地闲置、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网络提速减费、药品审评审批等多个方面。

既然李克强动真格,推动政令要出中南海,相关部委落实中央重大政策等,要过大督查这关并不容易。以网络提速减费为例,工信部虽然有作为,但力度不足,还是要受到点名批评。

事实上,由于李克强要通过「互联网+」,拉动「十三五」(2016-2020年)经济发展,「互联网+」就是让互联网拥抱实体经济,成为社会生产力,而网络资费高、速度慢,将会制约这一目标的实现。因此,他多次公开要求网络提速减费。

尽管今年5月中内地3大网络营运商,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同一时间公布提速减费方案,平均减价达3成,但网民并不接受。中国网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83%的网民表示对3大营运商的减费不满意。

在李克强要求严格问责下,作为网络经营的主要监管部门,就算工信部年内已4次公开表态要求网络营运商下调资费,但仍未能通过「大督查关」。

知耻更乎勇,国务院要求被点名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8月15日前制定整改方案,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挽回问题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并于今年12月31日将整改结果上报国务院。

央行:将继续发挥差别准备金动态工具作用

【开利综合观察】“博鳌亚洲论坛悉尼会议”于2015年7月29日-31日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张晓慧出席并做了题为“宏观审慎管理与市场创新”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审慎监管与市场创新是一个持久且重要的话题。正如会议议题中所提到的,对金融服务的监管正经历着重要变化。尤其是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监管和金融改革的步伐在明显加快,而其中的一块重要内容就是加强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从中央银行的视角来看,我们也更为关注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金融创新的关系。

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出发点,是弥补原有金融管理存在的普遍弱点。这些弱点可概括为两方面。从微观角度看,金融监管的核心是保持个体机构的稳健,但个体稳健不等于整体稳健,还可能加剧整体的不稳定。比如说,经济好时所有银行都增加信贷投放,会加剧经济过热;经济不好时,所有银行又都收缩资产以求自保,这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合成谬误”问题。

从宏观角度看,以往货币政策的主流框架是“单一目标和单一手段”,盯住CPI 或核心CPI,同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外部冲击。但即使CPI 基本稳定,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波动也可能很大,价格稳定并不等于金融稳定。而由于存在复杂的结构化效应,浮动汇率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阻隔外部冲击。这表明,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金融监管之间,有一块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需要从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金融风险,弥补金融管理制度的不足,防范由于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以及风险在不同部门之间关联传染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上述这些因素都意味着,中央银行需要更加关注金融稳定目标,并设计更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包容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框架和组织架构。

从危机以来全球的反思看,传统的通胀目标制正在向通胀目标制+宏观审慎政策的框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厘清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微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可以进行逆周期调节,都具有宏观管理的属性。但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侧重于经济和物价水平的稳定;而宏观审慎管理则直接和集中作用于金融体系本身,防止金融活动的顺周期波动和跨部门的风险传播,侧重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宏观审慎政策也不同于微观审慎监管。虽然宏观审慎政策会运用一些类似微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如对资本、拨备、杠杆等提出要求,但其本质上采取的是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标,不同于仅盯单个机构稳健与合规的微观审慎监管。

基于上述特点,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包括两类工具:从时间角度看,主要是采取一系列逆风向调节措施以实现“以丰补歉”,防范由顺周期波动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从空间角度看,主要通过提高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资本要求、在银行主营业务与高杠杆、高风险交易之间建立隔离措施等,防范不同机构之间相互传染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目前逆周期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杠杆率限制和更严格的流动性要求等已被G20 所认可的巴塞尔协议Ⅲ采用,其他工具仍在研究讨论之中。而对于部分经济体尤其是一些新兴经济体而言,对资本流动也有必要实施一定的宏观审慎管理,以防止出现大的货币错配和资本大量外流冲击经济的情况。

宏观审慎管理的核心,是基于宏观视角,加强对金融体系的资本约束、杠杆约束和逆周期调节,而这必然会对金融机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弥补传统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空白,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实际上就是要为金融机构的长期稳健经营和市场创新发展创造好的宏观和政策环境。金融机构应把握宏观审慎政策的核心和发展趋势,在提升资本实力、改善风险管理、防止杠杆过快上升、实现稳健经营中下更大功夫。

当然,任何政策都可能是双刃剑,监管也可能导致创新从而规避监管。包括IMF 等在内的国际组织也提出,宏观审慎政策在维护银行体系稳定的同时,也将部分金融服务和金融活动挤出了正规银行体系,一定程度上导致危机以来影子银行的膨胀,从而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还有研究认为,宏观审慎政策还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例如基于风险的资本标准要求银行配置更多的高质量资产,这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国债利率被压低,而这有可能改变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这些变化也提示我们,管理和创新始终处在动态博弈的过程之中。我们需要在全面和深入研究宏观审慎政策复杂效应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发挥好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作用。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在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方面一直有较好的基础。中国人民银行在运用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重视通过窗口指导、风险提示等强化宏观审慎管理。

汲取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人民银行从2009 年中即开始研究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措施。2011 年正式引入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制度。这一制度将信贷投放与宏观审慎所要求的资本水平相联系,考虑了各金融机构的重要性和稳健状况,以及所处经济周期阶段,规则科学、透明,具有引导和激励金融机构自我保持稳健和调整信贷投放的功能。

近年来,人民银行不断完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发挥其逆周期调节和结构引导作用。2014 年,结合支小支农贷款投向、资本充足率高低、风险内控状况、机构新设、区域发展五大“元素”,对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有关政策参数进行调整,更好地体现差别化和针对性,将更多的信贷资源配置到小微企业、“三农”以及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信贷合理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015年2 月,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对自贸区经济主体境外融资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模式,根据资金流动、信贷供求等情况,对企业和金融机构境外融资的杠杆率、风险转换因子等进行调整,必要时还可采取总体规模调控等应急管制措施。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发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工具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完善应对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针对金融深化和创新发展,研究探索将更多信用创造活动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立并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协调配合、互为补充的体制机制。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将面临不少新挑战和新课题,比如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金融市场呈现出风险聚集化、主体行为碎片化等特征,这都会对传统监管体系以及宏观审慎管理提出新的要求。我们愿意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沟通,取长补短,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的金融调控工作,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形势要点】

全球贸易持续恶化 短期难言改善

【开利综合观察】荷兰独立研究机构CPB近日发布的贸易数据显示,5月全球贸易总量下降1.2%,去年涨幅也远低于全球经济增速。全球贸易状况恶化已持续数年,有媒体分析称,除了结构性调整,导致贸易下滑的原因包括全球投资需求持续放缓,拉丁、亚洲市场等增长缓慢甚至萎缩,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过分依赖用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而所有这一切短期内尚无改善迹象。 经济增长已无法借贸易拉动

CPB的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前五个月中已有4个月下滑,且过去一年仅上涨1.2%。《金融时报》则表示,全球贸易状况几年前就开始变差。2010年曾是金融危机以后贸易反弹最快的一年,但此后一蹶不振。2012年和2013年全球贸易增长只有3%,而现在恐怕连这点增速也实现不了。

IMF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上世纪90年代,全球收入每增长1%,全球贸易

额就会增长2.5%。但现在这种正比走向已无法实现,因为世界经济增长已无法更多依靠贸易拉动。以中国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中国出口的商品中60%来自对进口零部件和材料的加工,现在这一比例降低至35%。而在美国,制造业进口的比例自200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增加过。

成本升高、新兴市场更加自给自足以及生产技术的变革,让这些复杂的制造业价值链并没有计算在贸易额之内。自从2013年起,全球收入每增加1%,仅增加0.7%的贸易额。但这种结构性调整可以解释为何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却似乎无法解释贸易为何下滑。《金融时报》认为,短期来看应该有三大原因。首先,全球投资需求持续放缓。过去几年,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投资,但如今这些投资已经减缓。这就解释了为何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因为资本货物属于贸易密集型资产。这一点尤为重要是因为它不仅仅减缓了今天的贸易增长,还可能降低生产效率,最终限制了未来贸易增速。

除欧美外 其他市场未现需求回升

其次,全球其他市场并未看到像欧美市场一样的需求回升。拉丁美洲需求在3月底到7月初仍在萎缩,摩根大通预计亚洲经济体(不考虑中国)增速仅为1.4%。尽管中国好于其他地方,但跟过去比仍不可同日而语。这些状况令人担忧,尤其是当地政府已显得无计可施,同时商品价格走弱,而美元走强。

最后,在全球经济背景下,政府不应仅靠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自安倍2012年上台以来,日本大幅让货币贬值以帮助经济恢复,但安倍经济学并没能实现刺激出口的目标。许多欧洲官员认为弱欧元已经让欧元区经济恢复,但其实这一目标仍没有完全实现。今年一季度,进出口对欧元区经济增长贡献为负,可能要到下半年才能转正。

与此同时,IMF周二在其年度报告中建言,拥有庞大经常帐户盈余的国家,如中国和德国,需要刺激内需,以修正限制全球经济增长的贸易失衡局面。

报告称,尽管自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常帐户盈余和美国的赤字均有所收窄,但这两项仍是全球失衡最大的驱动力。中国采取灵活的汇率市场化「至关重要」。并且,中国应采取措施,提高消费并开放金融体系。去年,人民币以低于「中期基本面和适当政策」水准3%至12%的价格交易,而近期的升值意味着人民币不再被低估。这一结论重申了IMF在5月对人民币的评估,但与美国认为人民币仍被低估的立场相矛盾。

18大后反腐挽经济损失387亿

【开利综合观察】中央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处长韩晋萍在北京表示,从中共十八大到今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腐败案件的同时,已经有效挽回经济损失387亿元人民币。

韩晋萍在参加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反腐三人谈」栏目时透露上述信息。当天栏目主题是「正风反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关于贪腐官员违法违纪所得相关问题,韩晋萍表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涉嫌犯罪数额,即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以后,最终经过法院判决认定是犯罪所得的一

部分;另一种情况是在纪检监察机关认定他仅仅是违反了党纪政纪,就是违纪所得,这一部分纪检监察机关收缴并上缴国库。

谈及一些案件造成经济损失,韩晋萍说,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如果发现这些官员通过实施腐败行为,在收受钱款的同时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那就会在办案同时责成相关部门或者地区挽回经济损失。

「如果低价处置国有资产,那低价处置这部分差价就由相关人员或相关企业退回。如果有一些经过权钱交易违规给企业减免了相关税费,这些钱款也要由相关企业或是人员来补缴。」韩晋萍说。

韩晋萍说,对违纪违法所得收缴和挽回经济损失是纪检监察机关反腐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工作从根本上剥夺了腐败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员通过腐败获得的不正当的利益,不让这些人在经济上占到便宜,这也是办理案件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

「把收缴的违纪违法所得上缴国库或挽回经济损失,这样就使因为腐败而发生错位的经济利益最大可能恢复本位,这部分从国家和人民手中非法攫取的财产又重新回归国家,能够充实国库,这些资产又可以在增加社会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韩晋萍说。

港资大撤退:200亿!李嘉诚想把陆家嘴世纪汇也卖了

【开利综合观察】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再度“景气”也没能阻挡港资撤离的脚步。据多家媒体报道,李嘉诚的长实地产正在寻求出售位于上海陆家嘴的在建综合体世纪汇,最高报价200亿元人民币。目前已有多家境外基金在和长实地产接触,但均未达成实质收购意向。

若世纪汇广场得以出售,包括超市、港口、能源等其他资产,李嘉诚近三年套现国内资产金额达到上千亿元。本月早些时候,新鸿基、瑞安等知名香港房企也被曝出纷纷抛售内地资产,总金额超300亿元。

最后的自留商业

据澎湃,世纪汇广场是长地在陆家嘴最后的自留商用物业。11年前,长和系以1.2万元/平方米的楼面价中标世纪汇广场所在的世纪大道2-4地块。现在,重组之后的长实地产以超过7万元/平方米的单价意欲转手。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6万平方米,其中商场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两幢办公楼面积约13万平方米。就在一个月之前,世纪汇的管理层还在发布会上表示,“这个项目会自持。四条轨交同时交会的地铁上盖物业,全中国也没有的。”

此次世纪汇出售,长地在上海的核心商用物业只剩下南京西路的老牌商场梅龙镇广场以及紧邻静安区“东八块”的西斯文里地块。

抛售千亿资产

尽管李嘉诚本人一直对外称看好内地经济,但这并不妨碍其近年来不断出售内地资产。去年8月,李嘉诚持股7.84%的新加坡房地产基金亚腾资产管理(ARA)以15.4亿出售了上海黄浦江西岸虹口区的盛邦国际大厦。李嘉诚从此笔交易中获益近三千万。

当月,李嘉诚的和记黄埔也将旗下和记港陆71.36%的股权作价至少35.56亿港元,出售给了泛海控股国际公司。

2014年4月,李嘉诚之子李泽楷的香港盈大地产以72亿港元卖出北京盈科中心,长江实业子公司出售上海陆家嘴东方汇经中心写字楼,并出清已持股多年的的长园集团股权。

2013年10月,李嘉诚以11.55亿美元(约合70.38亿元人民币)的高价将一年前刚刚收购的东方汇经中心OFC出售给交通银行。

2013年8月,李嘉诚家族26亿元出售广州西城都荟广场项目。

据统计,若世纪汇广场得以出售,包括超市、港口、能源等其他资产,李嘉诚近三年套现国内资产金额达到上千亿元。而与抛售物业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李嘉诚已经三年没有在大陆拿地。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早前评论称:“李嘉诚等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物开始抛售中国房地产资产,会影响很多精明投资者对市场预期的判断,带动部分精明者加速抛售中国房地产。”

港资大撤退

撤资的不仅仅是“李超人”。尽管近月来内地房地产迎来喜人反弹,但港企却掀起一波资产出售高潮。

7月25日,香港房企瑞安宣布以66亿86万人民币的价格,将其在上海黄浦区高档商业区的企业天地1期、2期两栋写字楼出售给领汇管理有限公司,引发业界关注。

7月17日,新鸿基以18.6亿港元的价格,将旗下Lyntondale和Bonserry两家公司30%的股权出售给合景泰富。

7月14日,香港知名富豪刘銮雄旗下华人置业集团宣布,以65亿港元向恒大地产出售位于成都的三个商住物业项目的全部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新鸿基自2年前买下上海徐汇地王之后,再也没有在内地买过地。新鸿基联席主席郭炳江在2014年的年度业绩会上就表示,目前内地的投资已占到总投资的23%,现阶段会以先做好手上已有的项目为主,暂时不会在内地新增项目。

【国际观察】

人民币的“谋”与“势”

【开利综合观察】中国从大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两个重要教训。中国认识到,美国可能是一个不可靠的经济伙伴,留在“美元区”可能总是要冒遭遇动荡的风险。中国还认识到,深陷危机的美国却能毫无困难地向全世界发债,从金融的角度来说,就是拥有全球储备货币意味着永远不必说对不起。

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恰当吗?

因此,自从人民币“国际化”2009年上升为一项国策以来,就成了满足中共两个最根本优先事项的运动,这两个优先事项就是自力更生和安全。再后来,这

项事业还加入了其他目标,比如开放中国资本项目,以及将外资引入中国的债市和股市。

这种多个目标的广泛结合,使得中国为人民币赢得全球地位的目标暴露出中国政府的长期地缘政治战略。按照天达资产管理公司(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策略师迈克尔•鲍尔(Michael Power)的说法,中国政府希望促进“上海向全球资本主要发源地之一转型”。

鲍尔表示:“其初步构想是,努力让中国成为资本世界的主要参与者,假以时日,甚至有可能把华尔街搬到‘长城街’(Great Wall Street)。”

正如纽约和伦敦的经验所显示的,建立全球资本源头的好处是多重的。广而深的金融市场不仅能吸引人才、创造就业,还令其所在国能以相对低的利率募集资金。对于中国来说,在债务负担令其不堪重负之际,后者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因素。根据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的估计,中国的债务负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2倍。

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外汇储备吗?

同样地,国际参与程度更高的有活力的金融市场,会有助于中国“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计划的筹资。“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一个中央政府计划,按照该计划勾勒的图景,中国承包商将在涵盖65个国家、总人口44亿的地区内,开展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交通运输项目的建设。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政府的明确蓝图之一,在其“中国梦”战略中拥有很高地位。“中国梦”是一种强烈的渴望,追求令中国重获祖先荣耀、恢复在全球事务中的经济中心地位和道德优势地位。

然而,如果没有受到国际认可的货币,这些相互关联的抱负将很难实现。中国若不能脱离“美元区”,其经济主权会继续受限。目前,中国主要以美元开展商品贸易,再将盈余的美元回流到美国债市,因此在“美元区”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政府明确认识到,如果不能培育切实可行的“人民币区”代替“美元区”,中国摆脱美元影响的努力将胎死腹中。这意味着要将中国的人民币资本市场向流入的外国投资开放,这样的话,以人民币交易的企业、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持有的各国央行、以及全球各地的基金经理就能够期待回报。

然而,这需要时间。正如中国一句老话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过,部分分析师预计,中国政府会迅速开放国内债市。基金公司联博(AllianceBernstein)的资深副总裁海登•布里斯科(Hayden Briscoe)表示:“这将是任何人一生难遇的资本市场最大变革。”

人民币国际化:借道“一带一路”?

布里斯科指出,中国国内债市的规模已在5万亿美元以上,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债市。不过,由于中国政府对流入资金的限制,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国内公司债和政府债券依然很少。

尽管这种限制正在放宽,过去一个月内,中国政府加速这一进程的意愿却遭到了质疑。此前,中国国内股市遭遇股价暴跌,而中国政府却将批评对准了所谓

外国股市交易“操纵者”。

这样的突发事件凸显出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求开放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然而这么做却会把影响力交给外国资本,并引来外国投资者指摘中国的诸多问题,比如中国的企业治理、主权信用的可靠性、地方政府的廉洁、以及其他许多被中国政府视为自己的事务或纯属“内政”的问题。

出于这个原因,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寻求全球更大影响力的理想,可能要求中国相应放开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控制。虽然有时候这种交换也许不那么让人舒服,但既然中国政府相信自己能够让赢得的国际影响力超过失去的对内控制,就不应该让自己的宏伟蓝图偏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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