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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期货:分析宏观综合市场观点及投资参考

新湖期货:分析宏观综合市场观点及投资参考

【特别关注】

中国8月外储下滑939亿美元 创历史最大单月降幅

【开利综合观察】据央行数据,中国8月外汇储备3.5574万亿美元,预期3.58万亿美元,前值3.6513万亿美元。8月外储下降939亿美元,为连续第四个月下滑。离岸人民币急跌。

此前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8月外汇储备从3.65万亿美元下降至3.58万亿美元,减少710亿美元。高盛预计,考虑到欧元兑美元的上涨,8月总体外汇储备流出规模大概是920亿美元。939亿美元是历史最大的单月外储降幅。从去年6月底至今年7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3.99万亿美元降至3.65万亿美元,降幅3400亿美元。这意味着,8月单月的降幅就超过了过去一年的四分之一。

高盛在研报中指出,人民币已经接近此前预估的合理水平,进一步贬值的可能并不大。不过高盛同时还警告,由于外储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资本外流的状况,基于外汇储备对中国资本流动状况做出评估时要更谨慎。

过去几个季度中,外汇储备并未准确反应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资本流动的状况。中国实际外汇储备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分别比收支平衡表上反应的外储高出500亿美元和1000亿美元,二季度又偏低1000亿美元。

随着经济持续下行和新汇改的推出,中国央行眼下正面临一个尴尬的两难境地。如果不让人民币贬值,需要大量的外汇储备干预。这不仅不会阻止资本外流,而且会造成国内流动性紧张;但如果让人民币更自由地浮动,就会在短期内造成更大的资本外流压力,外债违约,甚至国内投资减速。

巴克莱预计,如果按照目前外汇储备下降的速度,中国央行将在今年下半年将流失14%的外汇储备。作为应对,中国央行今后将会逐渐降低干预人民币的规模,允许人民币逐渐贬值。

法国兴业银行也持类似观点。该行中国分析师姚炜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将一边允许人民币有序贬值,一边对资本流出设置更多限制。比如延缓居民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等。据姚炜计算,根据IMF的标准,在不严重影响中国外部敞口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消耗约9000亿美元(约占四分之一)用于外汇干预。

中金:中国货币政策大趋势依旧是放松

【开利综合观察】中国大型投行--中金公司最新利率策略周报称,在目前经

济动能依然疲弱,货币条件改善不明显,全球金融风险上升的环境下,我们认为货币政策的大趋势仍是继续放松,债市牛市仍能延续。

对于国内债市,影响因素纷繁复杂,9月份美联储是否加息、中国经济数据如何、人民币汇率是否能够稳定下来、利率债后续供给情况等等因素都对市场有重要影响。

上周美国公布了8月份非农就业数据。该数据受到市场极大关注,因为这是9月份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个重要的就业数据,作为美联储是否加息的重要依据之一。尽管8月新增非农就业17.3万,低于市场预期的22.3万,但整体上来看,就业状况依然良好。失业率下降至5.1%,好于市场预期的5.2%,失业率降至最近几年来的新低。

从美国的就业数据和其他经济数据来看,延续了稳步的复苏,这是支持美国加息的。但市场对美联储是否会选择在9月份加息的怀疑主要来自8月份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是否会影响到美联储对于加息的决策。8月份以来的金融市场动能可能一定程度上冲击美国经济的信心和复苏力度。

比如,8月美国ISM制造业PMI为51.1,低于预测的52.5和7月的52.7,新订单指数从7月的56.5大幅降至51.7,产出和就业指数显着回落。这显示8月份的金融市场动荡已经一定程度上损及了经济。不过从非制造业PMI来看,则没有制造业下滑那么明显。而美国劳动力的增长也主要体现在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这使得9月中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仍充满了变数。

我们仍倾向于认为美联储可能选择在年内加息,如果不是9月份,那么12月份的概率也会比较大。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处于再杠杆过程,依靠的是内需驱动而不是外需,受到外需的冲击程度不会很大。而且市场受到美国加息的预期冲击已经有较长的时间,其实真正值得恐惧的不是加息,而是恐惧本身。一旦加息反而可能有一种靴子落地的痛快,从而释放市场的担忧。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痛”不如“短痛”。

不过,美联储是否选择9月份加息,我们认为对美元的走强不会构成太大的障碍。欧央行可能选择加快QE速度来提振经济和金融市场(德拉吉上周表示,管理委员会现在已经将单一债券买入上限自25%上调至33%),而日本由于迟迟不能走出通缩困扰,也会继续延续QE甚至加大QE力度。

货币政策的对比和经济的对比仍有利于美元走强。而整体新兴市场的动荡在美元走强的过程中也很难避免。但美国是否加息对中国债市的影响并不直接,本质上中国债市收益率变动仍主要受国内经济和货币政策影响。

【形势要点】

金融危机梦魇重来?韩元近四年来首次失守1200

【开利综合观察】 周一,韩元对美元击穿1200,一举跌回四年前水平。在投资者担忧韩国出口前景将随着美联储逼近加息而恶化之际,韩元对美元周一盘中下跌0.5%,至1198.80,为至少2011年10月以来的最低点位。截止周一前的

四个交易日,韩元累计下挫2.3%。

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长尹相直(Yoon Sang-jick)周一发表公开评论称,作为韩国经济的支柱产业,韩国出口将随着全球经济减速而变得更加糟糕。就在上周,韩国政府发布的8月经济数据显示,该国对外船运发货量跌至2009年以来的最疲弱水平。

“韩元正在玩追赶美国就业报告的游戏。”澳新银行驻新加坡外汇策略师Khoon Goh表示。“我不认为韩国央行将入市干预。由于韩国出口欠佳,整体经济依然疲弱,他们(韩国央行)不会对贬值的韩元感到不满。”

美联储可能开启十年来首次加息打压新兴市场货币。上周五公布的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7.3万人,低于预期,失业率跌至近七年半最低水平,但7月及7月数据向上修正,同时小时工资增速高于预期。该报告令美联储最快9月加息的前景变得难以预判。

为支持本国经济发展,韩国央行曾在今年6月意外将基准利率下调至1.5%的记录低点。该行曾在9月1日发布的会议纪要中表示,需要采取开创性的政策来刺激增长。澳新银行在8月中旬表示,无法排除韩国央行年内再度降息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Dongbu Securities外汇分析师Yuna Park预计,韩元可能在近期触及1210水平。

影响力减弱是李嘉诚抛售中国内地资产更重要原因

【开利综合观察】随着围绕中国经济放缓、股价下跌以及人民币突然贬值的担忧拖累全球市场下挫,李嘉诚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的举动看起来非常有先见之明。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全球投资者担心中国经济波动之际,香港富商李嘉诚(Li Ka-shing)却并无太多惊慌失措的理由: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加速行动,降低对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依赖。

李嘉诚凭藉敏锐的商业头脑而成为亚洲富豪,并因此被香港人称为“超人”,他自2011年以来就不断削减在中国内地的房地产投资组合。他还出售了部分港口和香港的零售资产。香港是中国内地的国际贸易和融资通道。

这位87岁的大亨让麾下两个主要企业集团和记黄埔(Hutchison Whampoa Ltd.)和长江实业(Cheung Kong Holdings Ltd.)将重心转向欧洲。过去18个月他投资了200多亿美元进行各种交易,包括收购英国第二大移动运营商、一家荷兰连锁药店和一家英国列车车厢制造商,以及将他旗下意大利电信公司和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合并等。这些交易的规模超过李嘉诚过去10年在欧洲进行的所有收购交易之和。

甚至在李嘉诚大举收购欧洲资产之前,2012年欧洲就超过了大中华(虽然幅度较小),成为和记黄埔营业利润中贡献最大的地区。去年,欧洲占和记黄埔总营业利润的比例达到42%,大中华地区则降至30%。

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李嘉诚抛售中国资产的部分原因是,他认为他可以在欧

洲获得比中国更多的利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洲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缓慢的集合体,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因为其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吸引众多投资者。李嘉诚这一观点可能表明,投资者从中国经济繁荣期轻松获得高回报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公司管理人士曾表示,欧洲投资机会的大小和规模都要超过香港,目前在香港可供李嘉诚投资的机会已所剩无几。

现在,随着围绕中国经济放缓、股价下跌以及人民币突然贬值的担忧拖累全球市场下挫,李嘉诚的举动看起来非常有先见之明,更加巩固了他在投资者心目中先知的地位。不过,公司内部人士以及研究李嘉诚的学者称,欧元的疲软使得能够提供稳定回报的欧洲资产比中国更加便宜,这也是李嘉诚此举背后的一个动机。

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教授吴毓武(Woody Wu)说,李嘉诚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出售的时机。只要价格合适他就会出售,在财务方面他是个天才。

Forbes估计,截止9月5日,李嘉诚身家为248亿美元。李氏商业帝国被粗略划分为几大板块:房地产、电信、港口、基础设施、零售和能源行业。今年早些时候,李嘉诚将两家旗舰公司整合为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CK Hutchison Holdings Ltd., 0001.HK,, 简称:长和),并剥离房地产业务成立一家独立的公司——长江实业地产有限公司(Cheung Kong Property Holdings LIMITED ,1113.HK)。这些公司的市值合计大约770亿美元。

两位与李嘉诚有过密切合作的人士表示,李嘉诚的大部分房地产投资组合都在中国内地,没什么能像一份开发协议那样使他激动不已。据曾经拜访过他的人士表示,李嘉诚的办公室位于香港商务中心区一座大厦的70层,在用比力坚果招待客户时,他曾指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自豪地说,香港八分之一的建筑是他一手建造的。

2008年,李嘉诚以人民币49亿元(合7.69亿美元)的价格将位于上海繁华的金融中心区核心地带的一座40层的大厦卖给一位私人投资者,此举令观察人士大吃一惊。据当时的知情人士透露,三年后市场下跌时,这座大厦再次出售时的价格就比李嘉诚卖出时的价格低了人民币5亿元。

至少自2012年以来,李嘉诚就没有在内地进行过大规模的土地收购,并且出售了商场和住宅开发项目。

里昂证券(CLSA)综合企业分析师Samuel Hui表示,这表明李嘉诚的企业并不看好市场未来的走向。

一位接近李嘉诚的人士称,随着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Dalian Wanda Group Co.)董事长王健林等中国内地地产巨头崛起,市场竞争加剧,李嘉诚丧失了他在20世纪90年代所享有的建筑技术优势。王健林已经取代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

公司内部人士和学者提出的李嘉诚退出中国市场的潜在动机包括:李嘉诚准备将业务控制权转交给他的长子李泽钜(Victor Li)。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李嘉诚职业生涯的财务学教授范博宏(Joseph Fan)表示,

李嘉诚离开中国市场的更重要原因是他在那里的影响力减弱。

李嘉诚于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以生产塑胶花起家。他已经将业务注册地由香港迁往开曼群岛。去年,他将香港零售连锁企业四分之一的股权出售给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 Pte. Ltd.)。最近,卡塔尔的主权财富基金收购了李嘉诚在香港16.5%的电力资产。

接近李嘉诚的人士称,他仍然在打造其商业帝国。一位熟悉李嘉诚的人士称,他仍然有着进行大规模交易的精力和强烈兴趣,并未对此感到厌倦。

【热点聚焦】

标普:别只盯着马来西亚资本外逃 印尼更危险

【开利综合观察】因政坛丑闻和国际油价下跌,马来西亚本币贬值、资本外逃严重的形势备受关注。但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认为,马来西亚的邻国印尼资本外流的风险更高。

标准普尔(标普)主权评级的主管Kyran Curry认为,马来西亚的资本市场比印尼有深度,本土企业和银行在融资方面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较低,印尼更经不起资本跨境流动的冲击,标普担心印尼的外储。截至今年7月的五个月内,印尼央行的外储减少将近7%,8月外储数据本周公布。虽然之前五个月印尼外储减少的速度不及马来西亚,但Curry估计,印尼政府最近为稳定本币汇率大量消耗了外储。

彭博报道提到,过去三个月,马来西亚金融市场因国际油价大跌和总理纳吉布(Najib Razak)遭到贪腐指控而深受打击,即便如此,印尼的股市和国债的价格也比马来西亚跌得快。过去三个月,印尼基准股指跌去15%,马来西亚股指跌10%,两国国债是亚洲仅有两种价格下跌的主权债券,印尼跌1%,马来西亚跌0.7%。

Kyran Curry还提到,过去几年印尼吸引的外资也明显超过马来西亚。这意味着外资对印尼的影响远超马来西亚。彭博统计,今年以来印尼股市流失外资4.67亿美元,去年还净流入38亿美元。印尼的国债收益率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中最高的,印尼38%的国债由国外投资者持有,马来西亚的国债的外资持有比例为32%。

不过,标普的以上警告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脱离险境。一周前就提到,马来西亚首都爆发数千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呼吁纳吉布下台。纳吉布涉嫌挪用7亿美元巨额公款,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呼吁开展“人民的力量”运动继续施压纳吉布。

在政治陷入混乱的同时,马来西亚经济状况也面临窘境。这个大宗商品出口国国内家庭负债率高企,大宗商品价格大跌令其雪上加霜。其本币林吉特大贬值,跌回自上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风暴时的水平。 瑞银分析师认为,不排除马来西亚政府未来实行资本管制的可能,更有可能的是本国企业和居民实行资本管制,因为限制外资会进一步挫伤国际投资者的信心。

奥本海默基金首席投资官:别杞人忧天 债市不会崩盘

【开利综合观察】投资者对于债券市场流动性的认识是错误的,管理2200亿美元的奥本海默基金首席投资官和固收主管Krishna Memani这样认为。据商业新闻网站BusinessInsider,华尔街对于流动性崩盘的担忧已经持续数月,他们担心届时投资者和交易员将被迫在流动性不足的市场中抛售债券,造成债券价格大跳水和利率大幅飙升。

从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Jamie Dimon 到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Steve Schwarzman,再到债券之王Bill Gross都曾就债市缺乏流动性发出警告。但是在Memani看来,他们的担忧过度膨胀了,原因如下:过去的流动性衡量角度是错的。

“我认为人们在向2000-2007年看齐,把那些年当做市场流动性的黄金时期,但那是对流动性的错误阐释。”Memani告诉Business Insider。他表示,那时候,美国银行业都在寻求“信用保护”,即通过信用违约互换(CDS)抵消来自欧洲企业的信贷风险。这使得美国银行业为债券找到保护,从理论上减少它们的业务风险,而它们也得以开展大规模的债券交易业务。“但那不是真正的流动性”,Memani说。

自营交易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增加了所谓的交易商的库存,也即投资银行所持有的债券。但是Memani表示,银行持有大量债券并不等同于市场拥有流动性,因为许多库存是不可交易的。 “我认为这是从一个错误的角度得出的一个结论,”他表示。

自《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 )出台以来,自营交易已经实际上被禁止,因为它禁止银行从事证券及衍生工具的短期自营交易。它迫使交易商减少了库存。Memani认为,那些指责沃尔克规则减少市场流动性的人忽略了这一点:那些本来就不是流动性。

“说沃尔克规则导致市场流动性下降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了,”Memani表示。在Memani看来,现实是,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一直比股票或外汇等其他市场的流动性要差些。

对于另一个造成债券市场流动性危机的担忧,即随着利率上升,投资者出逃债市导致债券价格大跌,Memani认为这一风险也比人们担忧的小很多。全世界正处于去杠杆时期,Memani表示。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逐渐退出将导致市场动荡和风险偏好的下降。这意味着投资者不太可能会把资金大规模地从相对安全的债券市场撤出来,反而去投资股市。

“你买债券不是因为你希望变得富有,而是希望它保值,”他表示。“如果有坏事发生,债券肯定比股票表现要好很多。我想象不出投资者为什么要从债市撤出成百上千亿美元的资金。”

他还表示,即便开始加息,美联储也会在很长的时间里“小幅度地”加息。

Memani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债券市场上投资者所表现出来的“羊群效应”。债券投资者比股票投资者更加倾向于一致行动。这意味着在经济周期的不

同时期中,无论是买还是卖,债券都倾向于同时出手。“因此,我认为是它导致了市场的波动,而不是市场真的缺乏或增加了流动性。”他表示。

【争鸣】

中国需要更清晰的经济哲学

【开利综合观察】股市向左,汇市向右,政策的错位和混乱正在加剧中国财富外流、信心垮塌。降息、降准虽然可以填补由于资本外流导致的流动性空洞,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没有能力将这些流动性迅速而准确地配置到有潜力的企业,因而这无法抵补随着财富外流而发生的工商业精英及他们所引领的工商业繁荣的流逝。就犹如给一个失去大脑功能的人输血,终将无法唤回生命的鲜活和灿烂。

是时候亮出一套清晰的经济哲学了,这必将有助于尽快结束眼前股市和汇市的混乱,也将有助于中国避免一场金融危机。退一万步讲,即使灾难最终无法避免,这至少有助于避免中国在新自由主义潮水退却后鸡飞蛋打、民族财富被洗劫一空的惨剧。

向左还是向右?近两、三年里人们不断从各种矛盾的信号中揣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目前的信号仍然混乱,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吴敬琏疾呼:改革就是要打破“党国大公司”;而官方《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认识把握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飞跃》称:“党的领导贯彻于治国理政各方面,那种企图借‘改革’把党的领导地位改掉、借‘法治’削弱党的领导地位的想法和说法,都是痴心妄想、痴人说梦”。不久前,新华网记者撰写《习近平“两只鸟论”四个关键词解读》,把习在浙江任职期间说过的“腾笼换鸟,凤凰涅磐”解读为:改革、创新、舍得、统筹。但是,文章刚刚开始传播发酵,原稿却被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主要网站悄然删除。

理论上的争议和暧昧被准确地折射进了现实,中国政府急切地希望利用股市化解此前多年集聚的金融风险,助推经济发展,但却拒绝尊重市场规律。先是人为托市,其后又粗暴救市。粗暴的救市措施所释放的中国左转信号引发恐慌,资金加速撤离,涌入汇市;央行在8月11号出台政策改变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汇率市场化再前进一小步。这本是表明中国将继续市场化的信号,应能安抚恐慌情绪,但这与股市左转信号相搏, 而且由于缺乏配套政策,反而增大了贬值预期, 其后不得不用抛售外汇储备的方法力托人民币汇率。

这一切看来混乱而少有章法,外部评论者因此开始怀疑中国技术官僚的能力。在我看来,这并非技术官僚的能力所致,这表明中国高层尚未形成一套被一致认可的、清晰的经济哲学,这必然给政策制定层面带来犹疑、拖延和矛盾,也必然日益加重市场的恐慌情绪,中国正在为此付出越来越大的经济代价。

什么样的经济哲学是恰当的?中国应抛弃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吗?我们先来看看新自由主义的前世今生。其“前世”——自由主义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欧洲。当时君主国家和教会不承认人享有自由,普通人从事贸易的权利要由国家和教会赋予并可随时收回。商人渴望自由贸易、平等竞争和私人财产

权,自由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但是,面对强大的封建专制国家统治, 自由主义不得不将其目标拆解为:放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教分离;减少道德对家庭和个人的束缚等子目标。第一个子目标与后来专注于解决国家和市场之间关系的新自由主义一脉相承。 自由主义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战胜代表国王和贵族利益的国家及教会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经济哲学, 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

但是,1920年代,人们发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完美,自由市场的残酷竞争给社会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孕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大缺陷:一方面,市场强制性竞争迫使资本家不得不过度积累资本;另一方面,与过度积累并生的剥削却使得作为大众产品消费者的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相对不足,这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这个矛盾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19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

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人类向三个不同的方向探索,试图发现更为合理的国家政治、经济组织制度:第一,德国和意大利则选择了法西斯主义;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多国及后来在中国,实行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第三,在欧洲的大部分和美国,人们仍然相信资本主义是迄今最有效率的社会制度,但希望借助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即国家对市场的适当干预以熨平经济周期,达致社会相对公平。

前两者是用新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尝试,而第三种,则是希望通过民主国家压制资本主义,政府干预市场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达致相对公平,解决需求不足问题。

二战后,人们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是人类的灾难,第一种尝试戛然而止,只留下了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加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和苏、东欧、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两面大旗。

1970年代,后两种尝试也同时遭遇了困难:中国用公有制取代私人财产权,用国家计划代替自由市场,导致生产效率大幅降低,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美、英实行不同程度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在英国,代表工人阶级执政的“工党”把充分就业作为政策目标,用赤字财政、向富人苛以重税,并先后把矿山、银行、铁路、邮政等重要经济部门国有化等政策挤压资本主义的私人财产权,建立国家福利制度。到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弊端暴露无遗,英、美同时出现高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生产效率下降的经济滞涨局面。世界急需新的经济哲学指导经济政策。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个节点上交汇,并同时举起了新自由主义的大旗。

新自由主义由哈耶克在1940年代创立,直到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破产才走有机会走上舞台,成为英国撒切尔夫人、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哲学。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要解决的问题一样: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导致的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但选择的路径却截然相反。新自由主义者相信,国家或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终将破

坏市场公平和生产效率,终将使人类失去自由和尊严。新自由主义者重新举起自由市场的大旗,主张弱化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角色,依靠金融资本主导的市场化、全球化、金融化来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比如用金融创新、金融工具,一手为消费能力暂时不足的消费者提供信用,使他们得以提前消费;另一手为工商业资本提供分散风险及全球化配置资源的金融服务,以此替代凯恩斯主义政府的有形之手,解开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死扣。

概括而言,新自由主义主张:用私有经济充当经济增长的引擎;低通胀;精简国家官僚机构,减少国家干预;减少财政赤字,保持预算平衡;取消或降低进出口关税;取消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等等,其目标是扩张资本可以抵达的边界。

新自由主义成果显赫。在西方社会,通过私有化和去规则化恢复和加强了被凯恩斯主义压制的商业精英的力量和他们的私有产权;通过全球化,既加强了资本竞争,也加强了工人之间的竞争, 这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原来的共产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创造了自由市场,解开了困住人们手脚的枷锁,培育了工商业精英和中产阶级的力量, 完成了当年自由主义在欧洲的使命,扩充了资本主义的边界。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哲学统治的几十年,伴随着重大技术革命,全球GDP增长率可以与过去两个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时期媲美。因此,虽然过度金融化肇祸本次世界金融危机,但世界主流国家对这一理论的信心仍未被动摇,仍然坚定地走在这条道路上,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贡献在中国被大打折扣。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政府采取持续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策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策略有一箭双雕之功:一方面,将资产阶级的力量挡在了国门之外,使得中国本土的工商业精英发育不足,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于中国经济的体量而言极其微弱,从而降低了这一阶级对集权力量可能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精心设计的金融系统将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和基层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输送进了专制主义的血管,更进一步加强了集权制度的力量。也正因此,笔者认为,当下中国继续支撑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仍然脆弱,中国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所谓“B计划”很可能不是传说。

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如果要融入世界,继续改革、走新自由主义之路,那么央行8月11日改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让汇率更大程度地由市场决定的政策,当是十分正确的选择。但这决不能是孤立的政策,与之配套的是,高层应尽速清晰地公开自己的经济哲学,这对稳定预期、打消工商业精英的疑虑,树立社会多数人共同面对眼前的困难的决心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律,决不能粗暴干预股市,而且要尽快推出重大而充满诚意的改革措施:首先是依法治国,保护私人财产权;其次,政府边界后撤,进一步市场化,向外资、民资开放银行、电信、铁路、石油等重要领域等。唯如此,才能留住资本,留住工商业精英,留住企业活力,中国经济才有二次腾飞的希望。

相反,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放弃新自由主义,重新回到国家主导资源配置,国

企主导国民经济的老路上,那么,过去20年双顺差集聚的资本外流将成定局,并且很可能无法避免一场1994年墨西哥经历的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明智的做法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性、超预期地大幅度使人民币贬值,这当然会遭到国际社会抵制,但这至少可以部分留住中国人民付出环境、资源、过劳死、尘肺病,以及6100万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的童年的代价换来的民族财富。

无论走哪条路,都有一个关键词:快!水火无情,市场残酷,在这样的形势下,暧昧和拖延就是对这个民族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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