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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核心提示: 相对于前者的“股票通”,“商品通”的意义同样很大,但其实现难度肯定后者要远远大于前者,这是因为“商品通”既要受金融因素影响,更要受商品因素约束。

2014年港交所正式提出了“商品通”,这是继“沪港通”和“深港通”之后港交所的又一次宏伟设想。相对于前者的“股票通”,“商品通”的意义同样很大,但其实现难度肯定后者要远远大于前者,这是因为“商品通”既要受金融因素影响,更要受商品因素约束。

实现“商品通”的困难性在于它要受中国商品基础市场不成熟的制约,因为“商品通”的载体不是低端的现货交易,而是高端的期货交易。期货交易是建立在相对成熟的现货交易基础之上的。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商品交易制度变迁是强制性的,所以中国是在基础市场非常不成熟阶段建立起了中远期市场与期货市场,这是导致中、高端商品交易与基础现货市场产生脱节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个具有国际范儿的综合性交易所为什么要在中国建立“商品通”,它究竟能够给中国商品市场发展带来什么,这一直是我们关心的。

一、港交所在“商品通”的作用及优势

首先,中国商品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其吸引了包括港交所在内的世界各顶级交易所的高度关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大宗商品生产与需求国,这些条件足以在高端商品交易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有了中国庞大的基础市场潜力,就有了占据竞争的制高点的条件,这也许是港交所看重的。当然,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能为中国商品市场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因为商品交易,尤其是高端的商品交易恰恰是中国的短板,“商品通”的最大作用在于它能够改变这一短板,使其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其次,港交所有着较好的模式优势,它是解决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最佳模式。港交所旗下的LME是世界著名的商品交易所,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关键是LME不是一家单纯的期货市场,它是一家充分与现货接轨的中间市场,恰恰中国就最需要这样的市场,因为阻碍中国商品交易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实体经济参与交易的问题,这不但体现在现货交易上,更体现在中远期交易和期货交易上。

还有,港交所有着较好的地理、制度与影响力优势。香港是国际公认的贸易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也有着完善的自由市场制度,香港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加上港交所已经具备的国际影响力等,这些优势足以让其他竞争对手望而却步。

再有,香港是中国金融连接世界的桥梁。香港是最早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区与国家之一,中国的金融要与世界连接,香港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能比拟的。

港交所在获取自身发展好处的同时,“商品通”还能给中国内地带来什么,这是我们关心的。

二、“商品通”的意义

第一,它是解决中国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有效途径。一直以来,国人都在渴求获得大宗商品定价权,殊不知获得定价权并非简单易事,它不仅仅是一国在大宗商品供应与需求量的绝对占比所能够决定的。

金融因素和商品因素共同构成了大宗商品定价权因素。相对于定价权的金融因素,大家相对容易理解,但相对于定价权的商品因素,大家就不那么容易理解。这是因为在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形成过程中,商品因素的作用往往没有金融因素那么明显。商品因素是商品属性对商品交易的约束,它是定价权形成的基础。中国在金融与商品因素两方面都有问题。

金融因素体现的是一国对金融的控制力,它包含了主权基金和其它投资基金的实力。但作为承担风险的投资,后者的作用远远大于前者。中国的投资基金远不能与西方国家相比。一方面,在参与主体的散户结构下,国内投资基金很难参与到期货交易中去;另一方面,客观因素制约实体经济也难以参与其中。当然,国家对国有单位参与期货交易的限制,以及中国偏严的保证金监管制度等也人为影响了参与主体的机构化。

商品因素方面,中国的问题更多。一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时间短,使得商品发育非常不成熟;二是,中国农业土地所有制是导致农业生产分散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无形的影响了农产品的发育;三是,中国商品标准制定存在很大的问题,标准制定者往往是利益相关者,所以所定标准往往存在既宽泛又不科学。

以上因素的集中体现是商品标准化程度低,也正是这一问题影响到权威的质量认定体系的建立。没有权威的质量认定保证,商品交易就无法形成统一的价值尺度,没有统一的价值尺度,怎么能够进行商品交易?总之,在制约商品交易的“市场条件”、“服务能力”和“商品条件”三方面,中国尚有太多的地方需要完善,否则,离开了一个好的交易生态,即便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法真正解决定价权的。

LME模式(中间市场模式)是解决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最佳模式。首先,它不回避现货月交易问题,在个性化需求和流动性收敛两大问题夹击下,中国交易所(除极个别)一直都在回避现货月交易问题,这从各交易所的交易制度与规则中便可见一斑,但LME模式并不回避;其次,在个别品种尚没有条件形成中、高端交易时,首先通过“现货通”来达到培育现货市场的目的。

第二,“商品通”是中国通往世界的桥梁。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初期,香港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正是香港的地理位置与高度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制度吸引了世界的关注,也才有了当时中国通向世界的结果。试想,当年如果没有香港这一桥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步伐肯定不会有那么的快。贸易需要这样的桥梁,中国的金融及相关交易更需要这样的桥梁。

第三,“商品通”会促进中国内地商品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中国内地各层次市场一直以来都缺乏有机的联系,这既影响到现货市场,更影响期货市场的发展。“商品通”虽然最终的结果是通向世界,但在此之前必须解决国内通。“商品通”的“现货通”就是要疏通现货市场通向期货市场的通道,也只有这一通道顺畅了,“商品通”才能最终通向世界。

第四,“商品通”会促进内地市场的资源整合。割裂的市场的最大问题就是资源分散,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当“商品通”实施后,各市场的资源会发生较大变化,闲置资源会大幅度下降,资源整合趋势会更加明显,资源的利用率会上更高的台阶。

第五,“商品通”会促进内地市场之间的良性竞争。高端市场的垄断、中端市场的发展无序和低端市场的落后一直是中国商品市场的发展问题。在健全的法制与规则下进行竞争是必要的,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商品通”的本质是要打破一切限制,但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高端市场的开放速度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完善法制和规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在努力听取各方意见后,才能保证法律和规则真正成为市场发展的保护神。

总之,“商品通”能给中国带来的意义很大,它是中国实现大宗梦——获取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有效途径。但是,在“商品通”巨大的发展机遇面前,也存在着非常大的挑战。

三、“商品通”面临的挑战

1、“商品通”面临的第一大挑战是中国商品基础市场的挑战

中国进入市场化改革的时间很短,这导致中国的商品交易基础条件较差,这会对“商品通”产生很大影响。“市场条件”、“服务能力”和“商品条件”统称为商品交易的三大基础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这三方面都存在问题,其中:“市场条件”和“商品条件”最差。所以,“商品通”面临的第一大挑战就是基础市场条件的挑战,这个挑战将极大地考验着港交所的智慧,因为基础条件不但影响着期货交易,甚至连现货交易也会受到极大地影响。

商品交易应遵循的原则是“确定性原则”,它所对应的是交易要有一个好的生态。质量认定权威性、制度规则明确性、法制法规健全性、交易诚信保证度和各种服务保证度等等,都属于商品交易确定性范畴。没有这个交易生态对应的确定性保证,商品交易一刻都不能进行。但是,制约确定性的重要因素恰恰是商品本身的成熟度(主要指商品的标准化程度)。中国商品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标准化程度低,其不但影响到质量认定权威性的建立,更使得标准化交易的代表性出现下降。质量认定权威性不能建立,意味着商品交易没有统一的价值尺度作保证,受此影响标准化交易的代表性就会下降;标准化交易代表性下降,期货交易就难以与现货交易接轨。

正是考虑到以上问题,港交所才重新制定了“商品通”的实施计划,并将整个计划分成三步走:

第一步,实现“伦港通”。“伦港通”的核心是将在LME交易的合同带到亚洲时段,通过香港交易所的平台进行交易和结算,扩大LME的亚洲投资者基础,特别是香港的中国投资者的参与。“伦港通”的实现将会改变亚洲客户对隔夜行情的恐惧,其对LME的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影响会扩大。

第二步,实现“现货通”。港交所将在内地设立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以解决中国商品交易基础条件不成熟的问题。也就是在高端交易不能对接之时,首先解决低端交易问题,其为未来实现“商品通”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步,实现“内外通”。“内外通”是在“伦港通”与“现货通”成功运作一段时期后通过产品互挂、仓单互换、价格授权、指数开放等方式有机地打通内地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实现内地商品市场与国际商品市场的连通,输出中国商品定价权。

我们发现,港交所的上述策略与国内交易所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国内交易所将指数交易、期权交易等高端交易作为了重点发展对象,而港交所却是努力地做基础市场的培育工作。

港交所的上述战略定位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商品交易的基础性问题不解决,实体经济这条大鱼将不会主动游进期货市场。缺少实体经济这条大鱼,机构这条大鱼也不会进去,散户这些虾兵蟹将永远不能成为机构户的对手方,它只能产生于实体经济进入后所带来的巨大的对手力量。

方向正确不一定结果就好,所以关键要看港交所具体怎么做。中国的基础条件差不但影响着期货交易,也同样影响到现货交易。对于期货交易而言,近期不活跃还有远期,而现货交易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也就是,如果即期交易都做不好,远期现货交易更难做,毕竟单向竞价交易与多对多的撮合交易是完全不同的交易方式。中国做现货交易的平台不计其数,其中:包括阿里,京东这些互联网大佬,但遗憾的是,至今做成功的尚没有一家。

交易不能做,服务可先行。信息、资金、物流、技术和交易技巧等服务倒可以发挥港交所的优势。当这些服务的基因移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之后,其会对未来的“商品通”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总之,港交所看重的是中国实体经济这个超级大户。只要港交所成功将中国实体经济这条大鱼引进鱼塘,机构这条大鱼将会自然跟进。

2、“商品通”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是中国的金融环境的挑战

“商品通”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高端商品交易的畅通。先行的“现货通”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要确保高端交易的畅通,就必须要有相适应的金融环境,至少现在中国的金融环境还没有达到“商品通”的条件。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虽然,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按照计划逐步向前推进,但与高端商品交易的要求尚有一段距离,这也许是为什么在“商品通”提出的两年之后港交所提出了首先实现“现货通”的原因。

金融环境也包含金融监管环境。目前在中国大陆对高端交易的监管非常严格,因此中国算得上是世界监管最严的国家。国务院38号文已经对国内的商品交易平台的交易模式等做了严格限制,标准化的撮合交易肯定不能做,我们十分关心港交所应如何应对?往往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是一对矛盾,我们毫不怀疑港交所的创新能力,但在如此严厉的监管环境下他们能够有所作为吗?

3、“商品通”面临的第三大挑战是同业竞争的挑战

港交所面临的竞争对手既包含国内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也包含众多的国内中远期市场和B2B平台。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三大交易所的创新能力受到了抑制,但一旦这些条件得以改变相信他们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毕竟三大交易所缺的不是人才,而缺的是给予他们有所作为的体制机制。

与国内期货交易所相比,中远期市场无论是规模还是实力都要小很多,但千万也不要忽视这支通过不断摸爬滚打的力量,在这些市场中也有佼佼者。他们的发展目前主要受到政策上的限制,如果环境与条件改变,他们的发展壮大也会易如反掌。

B2B平台集中了阿里、京东这些互联网大佬,一方面他们已经受到风投资本的青睐;另一方面他们的创新能力也很强。如果是比现货交易,能够胜过B2B平台的应属罕见。

竞争肯定是存在的,但在竞争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合作的机遇。商品交易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互联互通,尤其是具有金融属性的高端商品交易更是如此。如果能够通过信息、渠道、物流、技术甚至资金上的合作,能够给竞争的双方都带来利益。未来的格局是,那些放弃合作的平台最终可能失去发展的好机遇,而主动寻求合作的平台其带来的收益会更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想独立发展的个体都将被社会所淘汰。

四、“商品通”是中国商品交易发展的正确之路

一国经济在起飞阶段可以跨越式发展,但商品交易却不能做到同步。商品交易的确定性原则告诉我们,没有相适应的基础条件作保证,商品交易的不确定性就会越大,商品交易就很难进行。目前中国无论是B2B交易、中远期交易还是期货交易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基础市场不成熟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得通过对交易生态的培养;另一方面得采取相应的外力干预措施,以缩短发展期,比如:中间市场的相关措施就比较适合在基础市场不成熟条件下发展中远期与期货交易。

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单纯的依赖国内交易所去争夺定价权其实并不现实,首先能够通过“商品通”这样的方式向外输出的中国的发言权是第一步;其次,如果中国交易所有条件时再成为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心也不迟。随着全球交易所并购热潮的到来,大宗商品定价中心也越来越趋于集中化。此处我们须改变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一国的定价权并非只能由自己的交易所来完成。比如:LME是全球有色金属定价中心,但英国从来在有色金属定价方面鲜有发言权。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渴求。但是,我们得清醒地认识到,获取定价权之路注定是一条曲折支之路。定价权就是价格方面的发言权,其与在哪家交易所形成并无多大关系。商品交易的金融属性和商品属性都要求无疆界,所以中国在高端商品交易方面应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融入世界;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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