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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供给侧改革进行时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下,“中国稻”需要换副面孔应对世界市场。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中国企业需要思考如何推广占有技术优势的杂交水稻技术,引领水稻产业的国际竞争。

4月12日,88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湖南长沙的家中拔掉手上的吊针后,如约出现在三亚会场。是日召开的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上,这位身体抱恙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依然坚持上台演讲。

这次论坛,汇聚了由袁隆平领衔的十大“两院”院士,以及来自国内外的水稻研究者,共同探讨的话题是“中国水稻”与“世界”。身为论坛的发起人,袁隆平对“世界”这一关键词的设定富有深意:在贯穿中国几代人的时间里,中国水稻的繁荣历程,一直有着“世界”的痕迹:1970年,水稻雄性不育株“野败”在三亚被发现,袁隆平展开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攻关,为的是“养活”中国人,不拖世界后腿;近五年来,“世界”又成了另一种压力的存在——进口量激增的国外大米对国内大米的市场挤压,直接反映了水稻乃至农业的结构性矛盾。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大米是中国人的第一口粮,全国有超过4.5亿亩稻田,年产稻谷超过2亿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下,“中国稻”需要换副面孔应对世界市场。在国内,民众实现温饱追求品质,如何种出安全、优质、受市场欢迎的大米成为中国农业的新课题;在国外,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中国企业需要思考如何推广占有技术优势的杂交水稻技术,引领水稻产业的国际竞争。

“出中国”的杂交稻,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

高产与优质之辩

在政策托底和农业技术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稻谷已经实现连续十三年增产,2016年连续六年超过2亿吨,仅2016-2017年出现细微下滑,但仍是历史上第二高产量。

但吊诡的是,连年丰产的稻谷相当一部分被收进国家粮仓,而有一部分的市场需求却交由漂洋过海而来的进口大米承接。

为保护国内粮食安全,中国并未完全开放粮食市场,实行进口关税配额制。2017年,全国进口大米的配额为532万吨,国营贸易比例50%。但就是这500多万吨配额,却也能大幅度“成就”国际市场。统计数据显示,从2011年起,中国大米进口量首度超过出口量,此后“洋大米”进口量一路狂飙突进,由2011年的56.9万吨飙升至2016年353万吨,6年间增长6.2倍。伴随进口大米激增的,是国产稻谷库存居高不下。据卓创咨询初步统计,2017年新粮上市期,我国稻谷总库存将达到1.22亿吨。

实际上,不只是水稻,产量、库存量和进口量齐增也是国内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通病”。

中米集团董事长卢新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方面,国内一般品种稻谷出现过剩,但最低收购价的托市政策,却使得国内稻谷价格虚高;另一方面,则是进口的大米相对国内便宜,而且质量相对稳定。

海关数据显示,即使加上配额1%的关税和长距离的海运费,进口大米依然比国内便宜,差价每吨达到800多元。与此同时,日本的越光米、泰国香米等国际知名大米,也被国内消费者视为“优质稻米”的象征。中国游客在日本购买越光米,一度赶上“去日本买马桶盖”的故事。

从改革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稻谷的主要问题出在供给侧的质量上,而这也恰恰是“洋大米”的竞争力。

隆平高科副总裁青志新分析,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稻米品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但目前的状况却是,一般品种供给过剩,优质品种、特色品种供给不足。

2016年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扩及农业领域。决策层的基本判断是,在经济新形势下,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而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则是矛盾的主要表现。

2017年年初,稻米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措施落地。政府在执行托底政策13年后,首次调低各类稻谷的最低收购价,其主要目的是刺激优质品种的种植。市场层面,隆平高科等重点企业已在主动清退需肥量高、抗性一般、米质一般的品种,实施品种退出计划。

不过,在总量猛增背景下强调数量,并不意味着“增产路线”不再重要或不合时宜。袁隆平认为,当前不能以牺牲产量追求质量。

卢新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当前的粮食库存消费比高于国际公认的17%粮食安全线水平。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粮食库存消费比高并不意味着不能消化,而只能算是基本平衡。目前的主要问题还是中高端的稻谷库存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等国家有成惯例的休耕、轮耕制度,而中国则是世界上复合耕作率较高的国家。耕地长期得不到“休息”以恢复地力,加上环保要求提升、耕地撂荒等问题,中国保住粮食生产总量,并不轻松。袁隆平认为,只有增加亩产的增量,才能对冲这些风险因素,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袁隆平的另一论断是,在农业技术超速发展的背景下,增加产量和提升质量,并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我们已经培育出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大米‘超优千号’,品质可以与市场上80元/斤的日本米媲美。日本商人专门取样检测后称赞‘超优千号’有弹性有嚼头,口感很好。”他早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优质如何优价?

放眼全国,能与国际名米媲美的,并非只有袁隆平培育出的“超优千号”。拥有地理品牌的黑龙江五常米、云南的哈尼梯田红米,都是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大米品牌;而市场上常见的丝苗米、珍珠米,也具备中端市场的竞争力。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出更多的“五常米”、“哈尼梯田红米”?

黑龙江省延寿县县长丁宇航的愿景,就是让“延寿米”成为新的“五常米”。该县生产的“延寿米”,有着与五常米类似的口感和质量,但让人困惑的是,延寿米最高只能卖到20元/斤,而五常米最高却可以达到200元/斤。但由于五常米产量有限,不少延寿米被收购后被贴上“五常米”的牌子,却能卖出更高的价格。

丁宇航认为,中国的稻田并不缺少良种的“好大米”,只是大米消费没有形成清晰的低中高层次区分,使得像“延寿米”一样的好大米埋没在海量的一般大米中。由于口感好、产量规模不大,延寿米并不愁卖,但问题在于价格与质量不匹配。

这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解答的又一个难题,为什么优质的农产品,却无法实现优价?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周少川表示,中国在水稻的育种研发上处于全球的优势地位,中国的水稻品种并不比外国差。但是,由于优质品种多数没有打开市场,价格和常规品种相差不大,经营主体倾向于挑选高产品种,而不考虑品质的米质。这也造成了许多优良品种推广不开,科学家的成果无法大规模产业化。

“我觉得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找到目标消费群体,高端米应该卖给消费弹性大的消费者,那些既可以花4块钱买一斤米,又舍得花100块钱买一斤米的人。”丁宇航说。

卢新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传统的稻谷大宗收购流动渠道并不通畅,议价权占据在收购商手中。而五常米等知名品牌的一大成功经验,则是较早有一批企业自建流通渠道对接起了中高端消费群。

在人人都喊“互联网+”的时代,电子商务则成为寻找目标消费群的有效渠道。例如,延寿县部分农民,已尝试通过农村电商,销售一斤装、五斤装等规格的小包装大米,实现了较高的售价。

“必须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比如80后、90后的消费特征,是要时尚、娱乐、好玩,现在包装时尚、有美容概念的大米,市场上有吗?并没有!”卢新宪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丁宇航曾经代表县政府找过深圳华侨城谈过合作,正当合作协议临近签订时,他却退缩了,因为他发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延寿米不同批次的质量无法保障,也就是说延寿米的质量无法标准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洪程表示,从长江中小游产区的实践看,单家独户的种植效应不大,但两三百亩种植的规模化专业户却能取得不错的效益。其原因在于连片耕作土地,适宜统一推广良种,能通过机械化作业和标准化田间管理,使得质量保持稳定。因而,要收获优质稻米,就必须要实行良种+良技的路线。

这也就是说,在面向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的水稻种植者还需要踏实回到稻田经营本身。

“一带一路”机遇

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南方农村报社主办和承办的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上,多位院士的共识是,在努力实现高产、优质的同时,中国的水稻产业还有一件大事要做——推动中国的超级稻走向“一带一路”国家,这也被视为解决中国稻谷结构性矛盾的必要路径。

事实上,这也是国家高层的既定政策。2016年3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访时向湄公河五国领导人赠送了中国的大米,表示鼓励杂交水稻走进湄公河国家。

从全球地图上看,外国种植杂交水稻面积达600万公顷,其中种植面积最大的印度有200多万公顷。主产水稻的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恰好又是“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国家。

隆平高科副总裁、杂交水稻国际研发首席专家谢放鸣援引2014年的统计数据说,海外多数国家均有栽种杂交稻,但种植比例(杂交稻种植面积占全部水稻种植面积的比例)并不高,全球平均栽种率为6.7%,较高的缅甸和巴基斯坦分别为19.6%和19.2%,均不足20%。而中国的杂交水稻种植比例却高达42.5%。这说明,世界领先的中国杂交稻技术,在全球市场的增长潜力巨大。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表示,以杂交稻为代表的中国育种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具备富余技术和产能输出的条件,“一带一路”倡议相当于为中国种业和中国农业打开增量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帮助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发展水稻技术,也有助于扩大粮食进口的渠道,利用国际市场保障粮食安全。

与目前进口大米挤压效应不同的是,进口渠道的进一步扩大,有助于推动国内耕地休耕、轮耕制度的实现,促使土地肥力修复。另一方面,优质大米进口渠道的扩大,更容易倒逼国产稻米实现转型升级。

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徐振宇分析,过往我们强调绝对的国家粮食安全,只强调国内市场的绝对自给。但是,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出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表述,表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已经出现调整。

“中国的粮食安全需要建立在世界的粮食安全基础上。进口渠道足够多,东家进口不了进西家,不必担心世界市场和国际局势的波动。”陈温礼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目前,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模式主要是“研发+援助”。就在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召开当天,隆平高科与三亚市政府签下一笔5000万的合作协议,宣布在三亚设立面向“一带一路”的海外研发中心。这是隆平高科设立的第三个海外研发中心,前两个分别在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因为三亚的气候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相差不大,隆平高科的研究人员将针对具体国家的自然环境和消费特点,研发特定的品种,再向该国出口。与此同时,隆平高科多年来还坚持对非洲等国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进行援助培训,传授杂交稻技术。

谢放鸣说,中国杂交水稻品牌逐渐走入人心,印尼的农民把中国的杂交稻亲切地称为“隆平稻”。

责任编辑:孙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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