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作者为利奥·梅拉梅德，由《期货日报》记者张田苗翻译。

嘉宾致辞-利奥●梅拉梅德

尽管期货市场自身历史已经长达几个世纪，但是如今金融世界中心采用的现代期货模式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CME推出的金融期货。而推动其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同期技术上的革新。技术的发展是投资科学能够揭示金融风险的基本组成部分。金融工程师因此也可以分解、重组、重新分配风险和相应的回报，根据不同投资者的偏好改变风险回报组合。

早在21世纪初，中国证监会指导创建了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各个交易所根据法规构建，交易不同类别商品。2006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并上市了股指期货，中国的期货市场进入金融领域。从交易量来看，中金所从交易首日开始就获得极大的成功。

然而，虽然中国的四个期货交易所都相当成功，但是他们都在同一点上存在缺陷——他们几乎都是有以国内的参与者为主，全球性参与者寥寥无几。中国作为很多商品全球做大的进口国，中国的期货市场也应该在全球价格发现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中国的期货市场不能实现跨境交流，期货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价值就会依然受限。

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增长的转型期，由依赖出口的制造业经济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变。随着这种转变的发生，理解价格发现在商品和金融市场中的作用也尤为重要。

价格发现不只是在任何时间设置公平或合理的价格，而且随着时间变化有效地进行资源分配，包括强调管理价格的自然波动。实现市场结构有效，需要多元化的市场参与者参与其中，加强价格发现的过程。在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之间的重点反馈回路的共同作用下，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对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有益于经济增长的进程。

中国此前出色的经济增速和现代化发展，为中国定义自己建设现代市场系统的监管结构提供了基础，而现代市场系统的重点在于价格发现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可以从过去美国、欧洲和日本监管措施的挫折中学习借鉴。

从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感恩节时到餐厅吃火鸡，餐厅的火鸡一般都是早就准备好的。而这背后，餐馆需要根据预期火鸡相关菜品的消费量提前购买并储存一些火鸡，而火鸡养殖者饲养火鸡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购买并储存一些火鸡的饲料。此外，交通方面，将火鸡从农场运送到分销点，最终到达餐馆，也需要对虑燃料采购、仓储费用等提前规划和考量。对于菜单上火鸡的价格，早已不是一个时间点的价格，而是包含在经济事件整个链条中，它是所有生产成本和时间消耗的总合。

农民能够通过远期交割锁定的价格卖出农作物，并通过长期合约购买饲料和燃料，他们就可以更好地管理未来的财务成本和风险。这样，农民就可以专注于如何达到生产的高效，让其他人去担心作物的未来价格以及能源价格、融资成本的变动。

无论是火鸡的生产消费还是原油、钢铁、英镑，这一概念都普遍适用。对于对未来价格波动的管理，我们完全可以选定一个特定价格后，将风险管理外包出去。同时，也能够使企业在更少的资本投入下运营，平滑预期收入流和利润流。事实上，即便我们无法通过精确量化预测这对经济的益处有多大，但不能不承认这对经济活动带来的实质性的益处。例如，墨西哥刚刚宣布，2016年原油连续第二年下跌，而其意外从原油对冲赚取约29亿美元。

价格发现需要生产者、消费者和风险承担者等多元化市场参与者的积极参与，也需要价格信息透明这个前提。要最大限度挖掘现货和前瞻性市场链接带来的益处、确保价格发现机制的运行，不仅需要多样化的市场组成，也需要监管机构确保价格透明度。

不受信任的市场很难有权威的价格。因此，在价格发现过程中，透明度是建立信誉和信任的关键，而这意味着市场要有一定的广度。对于许多商品和金融工具而言，这意味着要连接本地市场与全球市场。如果一个国家选择将本国市场与全球相隔离的政策，该国市场发现的价格就很难被看做进行有效资源配置的权威价格。因为与全球相隔离以为这该国国内价格与全球价格是脱钩的，该国的消费、生产者行为很难对全球性价格产生应有的影响.。

如果中国国内市场不与国际市场相连接，中国的价格发现机制就很难在商品和金融市场促成资源优化配置。此外，人民币正常化也是中国连接国内和国际市场关键的一步。如果这一步尚未完成，在中国价格发现机制就依然存在缺陷。

最后，创建一个可以指引金融市场改革、确保市场完整性而不拖累改革进程的监管环境也是一项挑战。接受国际准则应该到位，而法律法规应该是市场作用之后。中国正走在达成这些挑战的路上，而且中国完全可以避免美国、欧洲和日本曾犯过的错误——因为必要的复杂的层层管制破坏了改革并造成经济增长放缓。

从将把国内国际市场联系起来的跨境改革、将在一段时间内的影响到经济的每一个步骤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采用国际监管标准、人民币可兑换的进展，到刺激、激励期货和期权市场创新以增强现货市场流动性、强化价格发现进程，这些对于中国忽的巨大经济效益而言，都是合适的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