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加码扩围

去产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工作之一，不少部委在近期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上对去产能做出新的部署，新一轮去产能攻坚战即将打响。

近日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发展改革工作要重点抓好九方面内容，其中一方面是贯彻落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确保“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

可见，包括去产能在内的供给侧改革是2017年发展改革工作之首。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去产能要求会更高，“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会更重，压力也会更大。发改委正在编制2017年钢铁煤炭去产能方案，春节前这个方案就可以下来。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标准和落后产能标准，“僵尸企业”一定要作为“牛鼻子”加快退出关停。

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也指出，2017年要坚定不移去产能，不折不扣地将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一抓到底，高度重视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问题。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表示，2017年要着力优化能源供给结构，持续化解防范产能过剩，重点淘汰30万吨以下落后产能，严控新增产能，有序发展先进产能。加快煤电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到2020年煤电装机规模控制在11亿千瓦以内。

2017年去产能有扩围加码之势。华创证券报告称，在2016年煤炭、钢铁出清过剩产能任务超额提前完成的基础上，2017年去产能将加码并扩围。预计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数量指标或增加一成以上，同时，去产能范围将扩展至水泥、玻璃、电解铝和船舶等四大行业。

兴业研究分析师李苗献认为，2017年去产能有三方面值得关注：其一，巩固并继续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其二，市场化、法制化去产能，为完善去产能法治化手段，日前召开的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提出，制定出台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意见，推进钢铁等行业处置僵尸企业；其三，去产能范围有扩大可能。

去杠杆：加速前行

从近期一些部委年度工作会议及政策顶层设计看，2017年去杠杆有加速之势。

1月10日银监会召开的2017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要稳妥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支持去杠杆。

降低杠杆，货币政策发挥着关键作用。1月8日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明确，2017年央行将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好流动性闸门，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引导金融机构审慎经营。发挥货币政策优化信贷结构作用，支持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华创证券认为，在经济基本面无忧的基础上，货币政策重心从稳增长上出现了转移；海外出现较大变化导致汇率和外汇占款受到较大冲击；房地产市场过热促发政府开始调控；政府引导金融去杠杆。在这些背景下，预计2017年央行货币政策不会放松。

值得注意的是，为加快去杠杆，顶层设计层面制度开始推进。国务院日前已同意建立由发改委牵头的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徐绍史表示，要积极降低企业杠杆率，防范企业高杠杆率带来的风险，一定要遏制住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绝对不能比现有水平高，在这个过程中还要防止少量企业的恶意逃废债。

申万宏源宏观首席分析师李慧勇表示，制度层面的政策为今年去杠杆工作提供指引。2017年在债转股、去杠杆方面可能会有较大突破，也会有更多市场化办法出台。

此外，金融领域去杠杆政策也已明晰。分析人士称，2016年降杠杆之路仅是刚刚“拉起了风帆”还未前行，2017年将是查漏补缺、温和去杠杆的一年。今年政策层面，监管趋严将逐步对高收益金融产品予以限制，银监会、保监会已分别出台政策限制理财业、万能险的发展，并通过MPA考核来控制银行信用扩张。

防风险：位置突出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各部委年度工作会议，防风险均被摆到突出位置。

银监会召开的2017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在部署今年重点工作时指出，2017年以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为底线，扎实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严控不良贷款风险。摸清风险底数，细化信贷资产分类，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力度。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日前曾强调，证监会系统2017年工作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摸清风险隐患，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加强监管协调，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近日在2017年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表示，要打赢一场硬仗，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把防控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对于触碰风险红线的，要坚持露头就打，出手要快、下手要狠，确保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形成风险隐患的，要增强同风险赛跑的意识，跑在风险前面，瞄准要害、果断处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除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外，防范房地产领域风险也是重点。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日前在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部署2017年工作任务时表示，要千方百计抓好房地产调控，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支持居民自住购房需求，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切实抓好热点城市防泡沫、防风险工作。

李慧勇表示，2016年稳增长能取得一定效果，其中房地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得益于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过度追求增长也使得风险因素日益积聚，居民杠杆率边际上快速提升。同时，为保增长而超发的货币也推升债市和商品市场杠杆，这也使得抑制资产泡沫、防范风险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李慧勇认为，当经济平稳时，稳增长的迫切性下降，防风险的重要性提升。短期来看，增长确实不是目前的主要矛盾，这也使得防风险的重要性相对提升。从中长期来看，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增长一旦出现问题，稳增长的重要性又将提升。没有了增长，也同样会使得风险因素集中暴露，如债务问题、就业问题等。因此，应在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下，协调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

强监管：贯穿全年

不少部委年度工作会议将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作为2017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项俊波提出，在新形势下，提升监管能力成为强化监管的重要基础，保监会将着力打造符合时代要求的监管干部队伍和现代保险监管体系，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银监会召开的2017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表示，以强化责任担当为抓手，全面提升监管能力。重点强化责任担当，做到敢于监管、敢于担当、敢于亮剑。强化规制监管；强化法人监管；强化行为监管；强化联动监管。

尽管证监会年度工作会议尚未召开，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上任以来强调的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将贯穿2017年全年。

业内人士表示，“强监管”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一底线的必然要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金融产品越来越复杂，金融风险的传导面越来越广，这对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提出了严峻挑战。但加强监管并不是强化管制，而是在尊重市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立规矩、放权力、抓落实、保“三公”，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专家建议加强软基础建设投资

多位专家日前在“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从硬基础设施到软基础设施”论坛上建议，未来中国政府需从传统的硬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转移到投资软基础设施方面，包括对财政政策框架、货币和金融政策框架及国有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投资软基础建设能帮助中国过渡到一个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浪潮接连不断，贫困大幅减少，使国家迈入中等收入水平，建成令人称羡的实体基础设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表示，当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旧有的增长模式亟待重振，而中国也正努力转变增长模式，因而再次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关头。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更多是靠政府和市场结合。未来的发展，用政府的话来说，增长速度在往下走，需要更多地通过改革来提高效率，就是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侧改革，就是怎样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市场制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软基础设施就是为市场机制怎么发挥决定性作用提供好的环境，包括国企改革、社会福利体系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建立。

“中国过去几十年都是由信贷驱动的投资模式，现在信贷回报率已经下降，就需要一种新的增长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德劳尔认为，中国一贯的主题是需建立一套全新的政策框架，提高市场的有效性。

马库斯·罗德劳尔补充表示，简而言之，中国旨在建立新的软性基础设施——即能支持、指导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以此作为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性组织原则。比如，这类基础设施包括：公平、环保的税收制度，以价格为基础的金融和货币框架，从而引导储蓄流向效率最高的生产者，以及强有力的公司治理从而避免浪费、保护工人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软基础建设改革是关键

中国从信贷和投资拉动型增长向消费拉动型增长进行再平衡，必须要建立起现代化的财政框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副首席代表林卫基认为，在税收政策方面，需进行深化改革，从而提高征税效率、实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建立能改善公共服务可得性的激励机制，并使地方政府建立起稳健的财政基础。包括逐步统一先行的多种增值税税率和退税机制，对单个纳税人不同来源的收入合并征税，考虑家庭收入情况及应用某些税收抵免等。

在中期支出框架方面，林卫基强调，应设立可实现财政稳定、可持续的中期财政政策目标，使用自上而下的中期宏观经济和财政预测，建立自下而上的“基线”支出预测法，设立战略性的预算决策流程，以确定如何使用具备的财政空间。除中期考虑外，还有社保改革。

“中国继续向市场经济转型并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意味着要从数量型、行政式的资源分配进一步转向价格型资源分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认为，为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收益，同时尽量降低金融和外汇市场的脆弱性，需改进货币和汇率框架，加强金融监管，循序渐进地推进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

席睿德指出，未来中国应向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框架过渡，同时加强不同类型工具间的联系。中国已推出不少重要措施，包括开放利率管制，即在2015年取消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和存贷比要求。同时，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需与相关宏观经济、金融和结构性政策支持相协调，为持续实现资本账户安全开放创造良性循环，最重要的是应进一步改善货币政策框架、推进财政改革、强化金融部门（对风险进行合理定价）和提高汇率灵活性。

在国企改革方面，席睿德建议要对国企进行划分，区分出基本面较稳健的国企，对不可持续经营的国企进行破产清算，为可持续经营但缺乏偿付能力的国企制定重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