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开业，作为我国第一个引进期货机制、规范化的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一时间世所瞩目，被认为是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

1993年3月，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母体上，郑州商品交易所（下称郑商所）呱呱坠地，5月28日正式推出期货交易，形成期货、现货协同发展的“郑州模式”。由此，郑州成为新中国期货市场的发源地，郑商所成为新中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

2018年7月25日，作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和郑商所的主要缔造者，李经谋接受了期货日报的采访。回望中国期货市场激情燃烧的初创岁月，李经谋说，无论是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还是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没丢河南的脸，为国家争了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淡泊，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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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转型在粮食领域表现为国家定购和议价收购的“双轨”运行——计划经济的元素还在，但市场经济早已春潮涌动。

“改革开放的起点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发端实际上就是粮食。”李经谋向期货日报记者回忆说，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粮食领域深化改革，开始实行“双轨制”，一部分实行国家定购，即国家和各地农民签订收购合同；没有纳入国家定购的粮食，则实行议价收购。李经谋说，这种“双轨制”不单单用于粮食领域，后来还延伸至棉花、兔毛等农产品。

改革对农村生产力的解放是显而易见的，市场上“议价粮”越来越多，粮食供求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粮食增产，价格就会下降，影响农民第二年的种植积极性；农民种得少了，粮食供不应求，价格又会涨上去。基本是两年增收，两年歉收，五年重复一个周期。”在李经谋看来，粮食价格年度之间波动较大，这种往复循环，很明显是粮食领域出了问题，价格规律的自发调节功能已经跟不上市场发展的要求。

粮食问题不仅仅反映在价格波动上，仓储、流通等方面也存在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粮食一直短缺，市场、仓储体系建设比较落后，既不健全，也不完善。改革开放后，粮食大丰收，粮食部门甚至没有库容存放收购的粮食。”李经谋说，粮食问题在河南尤为突出，因为河南不仅是粮食生产大省，也是出口大省，在国际市场没有话语权，“归根结底就是价格体系问题”。

粮食领域出现的问题，不仅让各级领导很困惑，粮食部门更是饱受“夹板气”：今年“卖粮难”，明年“买粮难”，资金不够“打白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压力很大。对此，河南的粮食部门感受尤为深刻。如何走出粮食生产、流通和价格恶性循环的怪圈？一些境外专家“在粮食市场引进期货交易机制”的提议，立即引起国家的重视和国内相关专家的共鸣。

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价格组”，后更名为“市场流通部”。这个部门汇聚了多位期货市场的元老级人物，如田源、常清、廖英敏等。同年，在中央有关部委会的指示指导下，河南省成立粮食期货课题组，课题组设在河南省粮食局。

“当时情况下，大家对期货都一无所知，但听国外专家介绍这个机制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李经谋说，引进期货交易，能为市场提供粮食预期价格，如果生产者知道预期价格，就不会一窝蜂种植。“预期价格的指导作用，能够熨平粮食市场年度之间的价格波动。粮价波动小，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好处。”

肩负重要使命的粮食期货课题组以及后来的期货试点为何能花落河南？李经谋告诉记者，当时除了河南，还有广东、湖北、四川、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省份也开展了期货市场课题研究，但只有河南坚持了下来，提供了方案，并最终获得国务院批准。“首先是粮食有一部分价格放开了，这是前提条件。价格不放开，期货就搞不起来。此外，河南省的领导大力支持，期货试点品种为小麦，河南既是主产区，也是主要消费区，还有交通优势。当时国内期货研究对标的是CBOT，郑州的地理位置和芝加哥也很相似。” 李经谋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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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国家九部委联合签发报告，提出在郑州建立国家粮食批发市场。

1990年6月1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1990年6月25日，商业部联合河南省人民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外宣布建立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这是商业部成立历史上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1990年10月12日是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开业的日子。当日，四十多位国家部委相关领导出席开业仪式，国际国内专家云集。开业时的盛况，早已融入李经谋的记忆，但在国际上产生了怎样的巨大影响，李经谋是后来才慢慢了解的。“那时信息不发达，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世界各主流媒体、各大报纸的报道可以说铺天盖地，都把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开业看成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刚开业几分钟，美国之音就播发了新闻；3天后英国《独立报》以‘资本主义种子在中国萌芽’为标题进行了报道。”李经谋说，在此之前，德国媒体甚至斩钉截铁地认为中国不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而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成立，则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对于“资本主义种子在中国萌芽”的新闻标题，李经谋说，英国《独立报》犯了一个错误——社会主义必然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必然是市场经济。“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当时的中国已经不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而是开启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

李经谋坦诚地表示，当时没想到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成立在国际上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后来很多评论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报春鸟’，是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评价是客观和中肯的。中国证券市场的成立时间是1990年12月19日，比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郑商所的前身）晚了两个多月。从这个层面上看，郑商所被称为中国现代资本市场的开端，是当之无愧的。”

为什么是先成立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而不是直接建立期货交易所？在李经谋看来，当时直接建立期货市场的条件还不具备，先建立规范的粮食批发市场，有利于向期货市场过渡。“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现在有了自由销售的粮食，才形成了市场，但这个市场是单一的。需要建立规范化的市场，引进期货交易机制，作为期货市场的试点。”李经谋说，新成立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跟传统的现货市场完全不一样，引进了期货交易机制，如会员制、保证金制度、统一结算制度等；有规范的交易规则，实行连续交易、竞价交易等。而且，期货和现货共同成为核心驱动，虽然名义上是现货市场，但其价格体系却被用来指导全国的粮食价格，期货市场的雏形已经慢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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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引进期货交易机制，对河南来说，是做成了一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事。但在市场建成以前，乃至成立郑商所之前，这件事情并不被外界看好。诚然，河南有粮食产区、销区，以及交通等诸多优势，但劣势也显而易见：经济基础落后，信息比较封闭，社会形象当时也不如人意。李经谋回忆说，参加粮食系统的会议，有外省的同行开玩笑说：河南粮食领域搞出了“鹿邑经验”“灵宝经验”，现在又搞什么花样……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前10多天，李经谋才接到任命通知。作为新生事物，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前景并不明朗。要在一张白纸上画出蓝图，困难可想而知。这无疑是一个“烫手的山药”，更是一副重担子。彼时，李经谋任职河南省商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河南省粮食局常务副局长。在河南粮食领域，他是“文革”结束后获提拔的第一人，被认为前途无量。亲戚朋友或当面或打电话劝他深思熟虑：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能有什么前途！

重担在前，挑不挑？李经谋几乎没有犹豫就挑起了责任，这一挑就是10年。任职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主任前，组织找他例行谈话，前后五分钟不到就结束了，干脆利落。李经谋向找他谈话的领导表示，一是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二是尽职尽责干好工作；三是如果自己认为不称职，会立即辞职。“由我担任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主任，是河南省委常委会议的决定。我是党员，首先要服从组织安排。尽管发展前景不明朗，但我知道这是过渡，后续要建立期货市场，开创新的事业。国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放在河南，又交到我手上，我就得想方设法干好，不给河南丢脸，为国家争光。”

虽然李经谋协助负责过粮食期货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对市场筹建的各项前期工作也不陌生，但从接到任命通知到开业只有10多天，李经谋夜以继日，加强学习，恶补知识，以做好开业前后堆积如山的工作。“对我们来说，顺利开业是当时的第一要务，但开业之后如何促进发展，也是重中之重。为此，我们提了三个口号，也是三项任务：一切为了市场开业，一切为了市场启动，一切为了市场发展。”李经谋当时还跟同事打了“预防针”，所有的个人事情，首先要和这三项任务对照看看孰轻孰重，如果个人的事情更轻，即使提出来也不会得到批准。

李经谋回忆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刚成立时，办公室是租来的，条件差，要什么没什么。很多人住在粮食厅家属院，距离办公场所20里开外。中午只能在办公室休息，一人买一张凉席，席地而卧，有人被螨虫咬得浑身起了红疹，就买点药在办公室撒撒。有人父母生病，午休时蹬着自行车回家，照顾完老人，又蹬着自行车回来上班。“条件这么艰苦，但没人叫过苦喊过累，一心扑在工作上，我认为这是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发展的根本动力。”

作为新兴事物，行业对新成立的粮食批发市场并不适应，交易量很少，发展遇到很大困难。怎么办？“我们从自身找原因。我们的宣传还不到位，没有让大家对市场有充分认识；我们的服务需要提高，要千方百计考虑服务问题，牢固树立服务思想。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运输问题是企业参与粮食批发市场的瓶颈问题，如何突破瓶颈？除了一次次向铁路部门申请支持，还借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1992年视察之机，争取到每月200个车皮的运输支持，吸引了企业参与交易。”李经谋说，为促进市场的发展，国家还专门成立了粮食批发市场协调领导小组，一个月召开一次协调会。此外，更是在服务上广开思路，为卖家找买家，为买家找卖家，脚踏实地把自己的事情干好，用协商交易、组合交易、代办结算等创新模式，吸引企业参与到郑州市场来；建立集成信息网，为企业提供设备，培训人员，对表现优秀的企业给予奖励；为参与的企业向国家税务局申请免印花税；租用卫星通讯系统，不惜代价利用当时最先进的通讯方式每周向全国发布批发市场成交价格。

在李经谋看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合同见证，代办运输，代办结算，提供担保”等一揽子创新服务，在当时都具有开创性，倒逼铁路运输、商事制度、粮食仓储、银行结算等多个系统不断向前发展。

“直到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运行一周年，实现稳步发展的时候，我还跟主管领导说，一年来一直是如履薄冰，就像坐在一口大缸的边沿上，缸里满满一缸水，稍有差池，就会掉进去，再没有出头之日。”李经谋坚定地说，虽然当时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但根本没考虑过失败的问题，“听取来自各方的建议是一个方面，但更多还是在实践中干出来的”。

过程虽然千辛万苦，但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一个具体的表现是，随着市场发展和办公需要，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购进了第一辆少林汽车厂生产的“亚洲牌”中巴车，虽然二十多人的座位常常要被塞进三十多人，虽然有一次刹车失灵，带着一车人呼啸着闯过红灯，虽然路况也不好，常常要忍受颠簸，但市场在快速往前发展，甚至比预想的还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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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3年，经过五年研究、两年实践，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推出期货交易已经到了火候。李经谋一直认为，在现货市场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只要具备了一定条件，期货市场完全可以获得成功。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思路是正确的。

但李经谋当时的这一观点并不被专家看好。有专家认为，现代期货只能诞生在经济发达地区或沿海地区的金融中心城市。很显然，郑州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还有人折中建议，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不要急于推出期货交易，适度把合约标准化即可，不用一步到位。

甚至在1993年4月，距离郑州粮食批发市场5月28日正式推出期货交易的前一个月，有专家在一次全国性的期货研讨会上当着几十人的面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推出期货不会成功。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试点过远期合约，再加上五年的基础研究，两年多的实践，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推出期货交易。”李经谋的底气，来源于已经成型的期货交易规则，在他看来，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既符合国际期货一般原则，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期货交易规则，奠定了我国交易机制的基础。“目前中国期货市场所有的交易规则和主要制度规定，可以说都源自郑商所，后来虽然随着市场的发展，交易规则几经修改、完善，但大框架依然没变。”李经谋骄傲地说。

当然，这部期货交易规则的诞生，实属来之不易，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这是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全体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中层以上干部。我们1991年年底就开始研究，当时不惜一切代价，用时将近一年。”李经谋回忆说，当时还专门成立了期货研究小组，有找资料的，有搞交易的，有搞结算的，大家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往前推进对交易规则的研究和制定。

“我们考察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交易所，最终认为CBOT的期货交易规则最完善，交易一环扣一环。但CBOT交易规则多达1800多页，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显然无法照搬照抄。我们只能吃透规则，分出哪些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怎样做好交易准备，过程如何衔接，怎样做好相关服务。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把国情了解透，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对交易规则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创新。”李经谋说。

交易规则初稿出来后，李经谋先请国内专家论证，又派一个副总带着团队去CBOT专门征求专家意见，一个月的时间，没去任何地方，就在CBOT与美国期货专家一字一句进行对照，符不符合国际惯例？能不能做到环环相扣？“论证的结果是符合国际惯例，可以实行。”李经谋说，对美国期货交易规则的学习和研究，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全方位的，包括去看定点交割仓库，“CBOT的人很惊奇，说不知道接待了多少世界各地的学习者，但深入交割仓库，你们是第一批”。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样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创新意义的期货交易规则，为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郑商所推出期货交易首日，成交量只有1854张合约，没过几天这一数字就超过1万张，几个月后增长到10万张。“付出有了回报，大家都很兴奋，我们还专门举办了一场酒会——我们成功了，在郑州推出期货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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