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美贸易博弈，被各方普遍与历史上的日美贸易摩擦相对比，希望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曾经参与过20世纪90年代初日美贸易谈判的日方专家有个说法，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方财经团队在立足本国利益底线的基础上，也希望以外部压力来推动国内相关行业的改革开放。这种思路在当下的金融环境中，也有参考意义。因为改革需要自身的触动，开放也需要一些外部的压力。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全方位扩大开放的思路不变。具体到期货行业，以开放促提质，以开放促行业竞争力的提升，这是行业面临的一次蜕变机遇。

2000年以来，国内期货市场完成了量的扩张的打基础阶段，开始面对质的提升的产业承载诉求。在这样的新起点之上，推动扩大对外开放，以压力推动更高层次的竞争，可以实现行业整合与进一步的提质增效，最终全面提升国内期货行业的综合竞争力。

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早期的“求仙人”阶段，当时的三免两减之类的措施，是超国民待遇，更多体现求帮扶的心态。后来又经历了“门难进”阶段，特殊领域和特殊利益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因此，不同发展阶段的对外开放，与内外之间的实力差距所对应的底气强弱，有很大关系。

如果我们把对外开放当作寻求合作伙伴或者比赛的竞争对手来看，条件相当优势互补，自然最容易擦出火花。以这个角度来衡量，目前我们期货行业发展条件下的扩大对外开放，时机也逐步成熟。

从交易规模量的扩张角度看，最近两年统计的全球交易所商品成交规模前四强中，中国就占了三强，还想怎样？

从国内期货市场的品种体系完善角度看，包括原油期货在内的大宗商品我们已经补齐，部分独此一家的商品也顺利推出并实现平稳运行。

从国内自主品种的期现结合功能机制的探索角度看，包括黑色系和化工系重点品种的价格发现功能相对成熟，保值效能仍有待完善。

从衍生产品体系完善角度看，我们的场内期权市场推广从农产品开始向工业品延伸，场外期权的业务推广也初步成形。

从期货行业的业务限制松绑角度看，传统经纪业务、投资咨询业务、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管理业务都明确了资质准入，利于期货行业向风险管理运营商的综合能力提升转型。

从期货行业市场竞争梯队差异角度，资本实力、业务细分竞争、梯队深度等方面都开始分化，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一、二线梯队开始巩固。

期货行业、期货市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需要探讨完善的争议点可能是公平与对等如何完善落实。公平体现在负面清单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非歧视，公平也体现在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协调，对等体现在开放步骤上，我们部分要素市场的定价机制等，会制约对等与公平的开放实施。

扩大对外开放，对行业的影响自然会体现在竞争能力的变化上，更直接的体现则是会促进行业一、二梯队的竞争整合。行业领先的第一梯队在对外开放扩大后，会吸引强强配的国际资源，也会在对外交流合作增加的基础上形成优势更加稳固的领跑者。行业第二梯队在产业优势培育和相对市场细分中也更容易形成“国际系”的阵营，开放资本的竞合引导下，第二梯队的行业整合力度会加大，综合实力的提升会更加明显。相对受到冲击的可能在于第三梯队，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会面临更多挑战者，寻求对外合作的机会也需要比第二梯队更多的努力和利益让步。

行业竞争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提质增效，与供给侧改革类似，往往是落后和淘汰类的低效产能退出，内外衔接相互促进的市场增量会有一定空间，增长极预计仍会集中在金融类衍生业务线条上，商品市场业务环节的马太效应会继续分化呈现。

提质增效的检验标准，是期货市场服务实体产业功能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国内期货市场重点品种不但要在量上，而且要在定价效率上形成国际比较优势，在供应链或需求链的主区域上形成“中国声音”。

政策监管环节上，将归市场的还给市场，将归监管的强化本原，做好市场基础服务的系统运营商，利于在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中更好地筑巢引凤，百家争鸣。

（倍特期货总经理  刘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