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3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杜岩说，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对世界规模最大、情况最复杂的中国商品市场进行改革，完成从统购统销向价格双轨制、从不成熟的现货市场到市场经济高级形态期货市场的跨越，对期货市场第一代改革者、实践者而言，堪称“极具挑战性、极具探索性、极具风险性”的工作。

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8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行至中流，为突破计划经济的价格壁垒，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探索开展期货交易。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落户郑州。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把握住时代赋予的宝贵机遇，勇当排头兵，敢为先行者，在没有先例可借鉴的条件下，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从现货到期货的跨越，圆满完成了国务院交予的试点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郑州商品交易所规范发展，开拓创新，正实现从期货到期权，从场内到场外，从国内到国际的新跨越，向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期货交易中心这一发展目标昂首迈进。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郑州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发展之路，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原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司长杜岩回忆说。

勇担使命  争做期市探索排头兵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开始了粮食价格体制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价格市场化和市场化流通有利于促进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但是粮食价格波动将使企业和百姓面临越来越多的价格风险，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基础上启动购销市场化，则面临着缺乏统一市场，交易活动分散无序的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期货交易的需求日益强烈。当时，李鹏总理指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组织研究期货制度，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安志文也从分管领导处接受了研究期货市场的任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任务派给了常务干事田源，而国家体改委的任务则落到了杜岩头上。

“1988年年初，我和田源碰了头，两家单位想法一致，干脆一起搞。在请示了各自领导后，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小组。”杜岩回忆说。

期货市场研究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理论研究的大幕正式拉开。

“研究小组通过几次工作会议形成了《关于结合国情试办期货市场的研究报告》，上报国务院批示，李鹏总理最终同意了这一报告。”杜岩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当时我们考虑开展期货市场试点，面临着很多具体工作，而国家体改委不适合直接出面。我拿着总理圈阅的文件找到了商业部部长胡平，请商业部出面主持期货市场的后续研究。胡平同意了，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的张其泮、吴硕、赵尔烈，政策研究室的朱玉辰等也加入了研究小组。”

据杜岩回忆，当时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选择期货市场试点地区时，意见是有分歧的。有同志认为，与沿海城市相比，郑州地处内陆，试点的阻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相比之下，河南省最重视期货市场试点工作，时任河南省常务副省长秦科才多次带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研究会议。河南省粮油期货市场课题组研究得最深入，拿出的试点方案获中央机构专家一致好评。最终考虑到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调出大省，而且地处中原交通枢纽，区位优势明显，郑州获准成为中国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单位。

“三公”楷模  敢为规范发展先行者

20世纪90年代初期，郑州得风气之先，迈出了中国期货市场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步。在随后的时间里，郑州商品交易所开拓创新、规范发展，引领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潮流，成为被广泛效仿的样本。

1993年3月1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启用“中国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名称，同年5月28日成功推出标准化期货合约，实现了由现货交易起步向期货市场发展的试点目标。回顾历史，郑州商品交易所不仅是我国期货市场的发源地，而且出台了我国第一部期货交易规则，开发了我国第一套电子化期货交易系统，参与起草了第一部地方期货法规，成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初期同业学习的榜样。

1990年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以发展期货交易为目标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和上海金属交易所等。它们普遍引用了国际期货市场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在形成规范交易秩序和有影响的预期价格方面，显露出远比一般批发市场巨大的优越性。这些交易所的出现，不仅繁荣了现货市场，而且为最终实现贸易方式变革、逐步过渡到期货交易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粮食价格体制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粮油批发价格、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价格组成的‘郑州价格’，充分发挥了价格发现作用，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考，得到中央部分领导的认可和很高的评价。”杜岩说。

回顾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清理整顿是不能回避的阶段。杜岩表示，回头来看，当时期货市场没有全国集中统一监管，且法律法规缺位，部分地方未经任何审批就兴办交易所，运作中只重视短期利益和同业竞争，导致期货市场陷入了盲目发展阶段。

郑州商品交易所在成立之初，就将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确定为立市之本，“三公原则”后来也成为行业共同遵守的准则。在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年代，郑州商品交易所不负国家试点厚望，在市场中始终树立规范、自律的良好形象。

孜孜不倦  研究中国期货市场管理体制

“在期货市场初露盲目发展端倪的时刻，国家体改委经与有关部门多次沟通,组织起草了期货市场法律法规，设计了独立的期货监管机构、期货业协会等方案，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行，期货市场后来交由中国证监会管理。”杜岩说。

杜岩在199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有效的组织、监督和管理体系是期货市场健康发展的保证。期货市场是市场发育的高级形态，它具有回避价格风险和发挥预期价格的功能，同时它又是高风险行业，因此，国际上对期货市场不仅有严格的法律和规则，并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尽管各国在具体组织管理框架上有一些差别，但大体都是采用政府专门管理机构统一监管、期货业协会行业管理、期货交易所自律管理相结合的体系。

在期货市场法规建设方面，杜岩认为，从中国发展期货市场的进程看，现在急需对期货市场进行必要的法律规范，以保护期货业的正常运行和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但目前进行全国性期货立法，条件尚不具备。根据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过程，整个立法工作可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先制定《期货市场管理的试行办法》，作为期货立法的前期准备；第二步在经过试运行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由国务院颁发《期货市场管理条例》，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三步在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正式立法条件具备时，由全国人大批准实施《期货市场法》。

对期货市场盲目发展阶段兴起的境外经纪业务，杜岩认为，逐步参与国际期货市场的运作，是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方向。但在我国期货市场刚刚起步，尚缺乏经验和人才，法规也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境外客商进入境内期货业和境内客商从事境外期货业务，都应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当前要严格加以限制，原则上不允许境外客商与境内企业合资办交易所或期货经纪公司。当我国期货市场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建立了统一的期货管理机构和制定了统一的期货交易法规以后，再考虑放宽政策。

25年弹指一挥间，回头看对杜岩在1993年时的采访，他对当时中国期货市场发展阶段、管理体制建设的判断十分准确，与日后期货市场的发展路径惊人的相似。这表明中国第一代改革者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当时已十分深入，这为期货市场日后的稳定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忆犹新  向中国期货市场第一代改革者致敬

在杜岩看来，中国期货市场试点推出的前前后后，留下了第一代改革者的身影。这些同志主要分三类：一是政府部门和地方领导，包括白美清、胡平、高尚全、秦科才等同志；二是理论政策研究人员，包括田源、常清、廖英敏、刘俊英等同志和地方一大批具体课题研究人员等；三是交易所和期货经纪公司创建人员，包括李经谋、乔刚、郑元亨等同志。

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杜岩说，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对世界规模最大、情况最复杂的中国商品市场进行改革，完成从统购统销向价格双轨制、从不成熟的现货市场到市场经济高级形态期货市场的跨越，对期货市场第一代改革者、实践者而言，堪称“极具挑战性、极具探索性、极具风险性”的工作。

在那个特定年代，郑商所在李经谋等同志的带领下，自觉担当起为改革实验的崇高使命，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可参考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攻坚克难，在挑战中不断成长，在探索中持续前进，在破解难题中屡开新局，在批评质疑中坚定前行，不仅圆满完成了国务院交予的试点任务，而且在期货交易规则、期货法规建设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实现零的突破，发挥了试点对改革全局的带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谈及中国期货市场正以“扩大全球定价影响力为发展目标”时，杜岩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说，1995年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一个“商品期货定价中心东移”的判断。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中心将向亚太地区的中国转移，与之相伴的是世界商品期货定价中心向中国转移。他当时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商品价格的波动会相对变小，而中国的商品价格波动会越来越大，这也会提高中国在世界商品期货定价体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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