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们很难想象，4000元——这个甚至买不了一部手机的价格，却是我国贫困人口脱贫的标准。除去日常开销、生产投入等花费，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4000元以上即视为脱贫。

当下，在我国边远贫困地区，仍有不少的贫困家庭，毛坯房与草席床是一家老小的标配。

家住云南文山地区麻栗坡县杨万乡的蔗农陆章林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一位老父亲，下有3个可爱的女儿。与附近乡镇大部分的村民一样，陆章林靠着30亩甘蔗地养活一家老小，除了种植甘蔗，家里没有其他的经济收入来源。

对于我国农村的贫困家庭来说，虽然致贫的原因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手中的一亩三分地是全家脱贫的希望。

“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者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灾情”和“行情”两座大山面前，无论是大生产投入、细心进行田间管理还是不断精进生产技艺，都无法与面前的这两座大山抗衡。

这一情况在2007年国家出台保费补贴政策之后有了变化，灾情带来的产量减少可由政策性农险弥补一些损失，但对于时常波动的价格，广大农户仍然束手无策。

在海南等地，低廉的胶价让胶农生活无以为继，弃割弃种现象时有发生，当务之急是如何维护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天胶产业的健康发展。

在有着中国“糖罐子”之称的广西，“甜蜜事业”同样经历着一些坎坷，自2012/2013榨季以来，甘蔗种植面积不断下滑，当地的糖厂几乎都处于“吃不饱”状态，内外价格倒挂，中国制糖产业岌岌可危。

在东北辽阔的黑土地上，每年玉米与大豆的比较收益往往依赖于国家给出的补贴政策，而农户缺乏适当的规避价格下跌风险的手段，短视正成为制约我国大豆种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农业生产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和应用模式的创新，“丰产不丰收”的情况在2016年前后出现了转机。

当金融的“聚光灯”定格到农村这些重要却易被忽视的角落时，现实让我们感到欣喜。“保险+期货”用金融的方式、市场化手段，使“托底价格”惠及了越来越多的贫困农户。

2017年，陆章林家30亩甘蔗地参保，最终获得3000元左右赔付，在一年不到3万元的收入中实属不菲。2018年，更多的蔗农从“保险+期货”中受益，其中就包括了我国西南边陲地区的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全县域的6000余户蔗农。

随着“保险+期货”在更多贫困地区落地开花，这一期货之“花”已成燎原之势。

2016年，“保险+期货”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这一年，郑商所和大商所共开展18个试点项目，为一万余户农民提供了价格保险服务。2017年，“保险+期货”再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各家交易所在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开展了收入险，并与基差贸易进行有机结合，从更高水平保障农户的收益。2018年，“保险+期货”连续第3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这一年，三家商品交易所共开展156个试点项目，新推行的县域全覆盖试点让“保险+期货”的触角延伸至更为广阔的天地，服务于更多坚守在那里的农民。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相邻两村的村民，一位因参与了试点项目得到赔付而欣喜，另一位则因没有参与试点，受了灾的棉花没能得到赔付而垂头丧气。他们都希望能参与到下一年度的试点项目中，让自己的农业生产搭上“金融快车”。甚至更有“前卫者”，只因有“保险+期货”，从嫩江地区一位普通的农民到联合他人成立农业合作社，再到创办起小型粮食贸易公司，自己当上了小老板。

对从中受益的万千农民来说，“保险+期货”在保障他们种植收入的同时，也稳定了他们的种植积极性，这是除规避价格下跌风险外一个更值得称道的地方。对于那些“陆章林”而言，种植收益得到了保障，他们就只管专心从事农业种植和生产。这种由内而生的动力和信心，不仅改变了他们自己，也稳定了农业生产。

过去几年，我国在玉米、大豆、棉花等农产品主产区实行临时收储等政策，本意是保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在具体实践中，这种非市场化的补贴方式效果并不理想，且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干预市场价格形成、财政支出巨大等问题。利用与期货市场联结的农产品价格保险，以市场化、专业化的方式来保障农民收入，这是农民之幸、农业之幸、国家之幸。而近两年创新开展的收入险试点将引导我国农业补贴以发展农业保险为导向，将中央财政补贴向农业保险倾斜，降低临储、直补等方式的补贴成本。

有了“保险+期货”，期货也走入寻常农民家中，打通了期货支农扶农的“最后一公里”。经过不断探索与创新，“保险+期货”这一支农新模式，正在焕发出越来越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不断集聚更多的金融和实业资源，将触角延伸至整个农业产业链，走上“探索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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