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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中国是百年大变局中的最重要因素和变量

2021-05-26 10:00:37   来源:期货日报网   作者:张田苗

期货日报网讯(记者 张田苗)5月26日,由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办的第十八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在上海期货大厦开幕。本届论坛以“线上+线下”形式举行,邀请国内外政府和市场各界代表,围绕期货市场如何助力企业管理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经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和金融科技创新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百年大变局下的大宗商品市场”的主题演讲中提到,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这个大局,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来推进实现、来实施的。中国是百年大变局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很多时候其本身也是一个变量。在他看来,百年大变局是一个系统的变化,涉及到经济格局、技术、全球治理等等很多个因素。其中三个最关键的变化,一是全球的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大国博弈日益的激烈;二是技术因素,就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在迅猛的推进,同时大国之间争夺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三是国际治理体系在加速的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国际规则的主导权之争也日益激烈。

以下为文字实录: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特别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参加第十八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刚才听了姜岩理事长的致辞和屠光绍、李扬两位老朋友的精彩演讲,特别受启发,他们两位讲完以后,我的大家听不听都无所谓了,有事的可以撤了。

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的大宗市场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主要的分析意见都是比较一致的,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供需错配造成的,从需求的角度来说,去年因为疫情的冲击,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了二战结束以后最大幅度的下降。这个基数就很低,今年尽管疫情还在困扰着直接经济,但是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这种预期体现在各个主要金融机构、智库的预测中,刚才李扬先生已经给大家很详尽的分析了全球近期的,今年明年近期的走势。

供给方面,特别是大宗商品的供给,它受困于其实是短期长期因素的交织,长期的因素,从12年以来全球资源类的投资是在持续下降的,也就是说它会影响到供给。短期来看,受疫情的冲击,特别是这些主要的大宗商品的出口国,它的生产不正常,还有一些比如说航运的因素,还有全球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的泛滥,都会加剧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大部分这些因素是从短期市场供求的因素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在这个决定大宗商品价格或者供需走势中,除了我们分析这个短期的因素以外,有没有一些长期的因素,我就想,从百年大变局这个角度,来讲讲个人的理解,请大家批评指正。

习主席多次讲,说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是中国的百年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这两个大局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这个大局,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来推进实现的,来实施的。同时我觉得特别要看到的,中国又是百年大变局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本身有时候还是一个字变量。

百年大变局是一个系统的变化,涉及到经济格局、技术、全球治理等等很多个因素,我想抽象出三个最关键的理解百年大变局的,第一个是全球的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大国博弈日益的激烈。回顾过去从大航海以来这五百年的历史,其实人类已经经历过了十几次大国的这种地位的交替,大家可以看到大国之间的博弈一直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到了影响今天格局,美国,1890年的时候美国的GDP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是他还没有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到二战结束以后,1945年以后,因为传统的那些列强都被打的稀烂,英国有一个战胜国的名号,但是有一个战败国的实际,损失非常大,所以二战以后,美国才真正的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今天我们看到所谓全球治理体系这套格局,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WTO等等这套,实际上都是45年以后形成的。也就是说45年以后美国成为了这个世界的超级大国,当时他在全球经济的比重大概50%左右,但是那是不正常的,那是战后,随着几个国家经济恢复正常,它的比重也在快速下降。

到了80年代初期的时候,到现在的40年,实际上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是表现为我们讲的东升西降,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比重迅速的上升。我们讲东升西降的时候,大家有很多误会,一说说中国在大幅度上升,美国在衰落。但实际上你如果看一下这个数据,中国1980年的时候占全球GDP是1.7%,到去年大概17.6%左右。美国是个什么状况呢?美国在80年的时候是25%,到了现在还是25%左右,他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份额并没有大的变化,变化的谁?变化的是欧洲、日本,这两个经济体加在一起,比重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除了中国的上升,还有印度、越南这些新兴经济体也在上升,但是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第二大经济体。

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这种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对全球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对美国的对华战略,会产生十分直接的影响。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对全球的经济格局,当然对我们自己的发展环境,都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们讲,对多边来说,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制,支持WTO,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在中美两个大国关系中,我们力图主张的是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中国对世界和对两个中美关系的理解。

我们来看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它落实到大宗商品,它会有一些什么长远的影响,回顾过去,比如说03年以后,中国经济得以能高速增长,是靠房地产、汽车带动的。这一轮增长和以前,以前是轻纺、家电消费带动的,我们说从吃穿住用行,对住用行,就会对钢铁、水泥、电力,后面都是大宗商品的供给,给大宗商品需求带来了一轮很强劲的支撑。

后面还有,比如说印度,印度在过去十几年也是保持了高速增长,但是这次疫情比较严重。还有比如说越南,越南也有1亿人,1亿人的一个增长很快的经济体,当然规模要想追上要花很长时间。这些新兴经济体会不会继续保持一个高速增长,刚才是刚才李扬院长讲,疫情以后,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疫情中是相对脆弱的,疫情以后他能否调整到位,继续保持一个强劲增长的势头。这些强劲增长的势头会对全球初级产品产生什么影响,是不是需求增长带来价格上涨,其实不一定的。如果说它的增长在大宗商品供给侧得到了充分的预期,供给会通过投资来驱动的,全球从来不缺资源,至少可见得未来是如此,过去也是如此,没有说资源短缺人活不下去的,不是这样的。当你有需求大家都能看到的时候,投资、供给会跟上,不会导致价格迅猛的上升。只有它的需求超过了供给侧的预期,它会短期导致价格上升,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去研判的。

还有一个,中美关系这个政治格局的变化,会对大宗商品产生什么影响。大家知道很多地缘政治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有时候是很大的,比如说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怎么来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美国支持以色列,这样阿拉伯人民不高兴了,说我有什么武器,那就是当时欧佩克,主要的石油输出国采取了石油禁运,短期内导致价格从3.01美元迅速攀升到了10.65美元,增长了两倍多,这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当然这个同时也是互动的,历史上大宗商品本身它也会影响到国际政治。

再往前面看一点,比如说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扩张,侵略东南亚以后,美国通过先后禁运了钢铁,然后是石油,当时美国是石油的输出国,日本进口石油的80%是源于美国。所以美国的禁运就导致当时日本的文官政府辞职,后来军官政府上台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此大宗商品和地缘政治相互之间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是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这也是我们需要从长期去分析影响的。

第二个百年大变局的变化是技术因素,就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在迅猛的推进,同时大国之间争夺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已经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正在进入这个信息时代,同样我们回顾过去世界历史的时候,大家可以很直观的观察到,技术进步是决定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最基本的决定因素。

工业革命之后,每一轮的产业变革、技术变革,谁抓住了谁崛起的,谁错失了谁就落后了。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在干什么,在谋求强国的道路,实际上就是在补工业化的课。到了2010年我们变成的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超过了美国。现在我们更厉害了,可能把美德日加在一起,按增加值来说跟中国差不多。

但是我们在制造业,如果从技术水平、质量这方面,可能和先进国家还是有差距的。这方面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

这个变化过程中,信息化会对全球的大宗商品产生很多的影响,我们回顾历史说每一次技术革命特别快的时候,经济繁荣,增长很快。可是这一轮大家都很困惑,一方面技术革命迅猛推进,可是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其实在金融危机以前它的增长率也是不高的,金融危机以后下了一个台阶,为什么,大家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从长周期的角度来说,它处于一个下行期,也有的理解说因为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很大,各国还在调整。其实可能还有一个需要我们去理解的,这一轮技术变革,信息技术大规模的应用,它一方面给传统产业赋能,但是另一方面它最大的功效是提高效率,提高了效率就会让我们传统的经济统计看不出来,可能它的增长是效率的提升,而不是增长率的提升上面。这个我觉得还需要我们深入的去理解它。

这样我们就看到,数字化转型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会变成什么样,比如说能源,现在讲分布式能源,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我们能源浪费太多了,大家仔细看看你的身边,能源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通过引进智能化的管理是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对能源的需求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保证不降低福利的情况下,你能源的效率是可以大幅度提升的。

再比如说钢铁,好多钢铁拿来造汽车了,汽车里面用了好多材料,现在的汽车大部分家庭,中国现在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消费市场。当年20年前就在讨论中国要不要轿车进家庭,社会学家说应该发展公共交通,我们这个资源情况,国情决定了我们应该少用私人轿车,应该用公共交通。争论归争论,最后的结果是汽车大幅度的快速的进入了家庭。大家看看汽车,你家用汽车,你一天开多长时间,如果你坚持每天开车上下班,我估计在上海能用三个小时,24小时基本上都是爬着的,有的可能平时上班都不用,就是周末用一下,这个现象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日本人就是周末开车,平时都是停的,美国人用的频率高一点。这里面实际上有大量的资源闲置的,现在再前瞻一下,你发现共享经济发展特别快,这是基于数字技术来的,可能我们设想未来的交通体系,除了公共交通的发展,即便还有个性化的汽车,为的智能汽车很有可能是共享的,也说你不需要买车,你需要车的时候在APP上一点,它来接你送你,车一天大部分在路上跑,车的利用效率提高了的,但是总体对汽车数量的需求大大下降。这就是数字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在各个方面都会变化,那么汽车的保有量就会大幅度减少。

我们现在汽车老在停,你就要给汽车修停车场,当保有量减少的时候,停车场也不需要那么多了,所以建筑用的钢铁、水泥也可能减少了。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长期变化,数字化时代的城市和我们今天工业化时代的城市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甚至你以后可能远程办公,不需要办公室了,出行的需求进一步下降,让信息流起来,人不需要流了。所以说信息化深刻的影响了大宗商品的趋势。

我前面讲到的,印度、越南这些后发的经济体,他们总量也上来的时候,除了我刚才说的速度,如果说他走向了以数字导向的这种节约资源型的发展的话,对我们大宗商品也会产生深刻影响。再一个我们说新技术革命,当时说了好多新技术,除了数字技术,还有新能源技术,航天技术等等,新能源技术我们中国看到的是光伏、风能、生物制能源,但是其实当时突破最早的是页岩气的开采技术,美国人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就确定说,受到了外部这么强烈的冲击,他就确定了能源独立的战略,经过40年的努力,因为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页岩气开采技术是老技术,但是因为他采用了新的技术以后让开采成本大幅度下降,页岩气的经济变得合理了,成为了一个新的能源供给,美国就可以开始出口能源了。大家说全球的能源供给增加了我们还要考虑的更深一点,大家知道石油危机以后,西方国家总体来看是能源的进口国,如果在现货市场,出口国一旦形成了欧佩克这样的垄断组织,而进口方是各国各自为政,分散的,所以就有了国际能源组织,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

我们再看美国的行为,美国人自己也都承认,说他在中东老在那里干预,甚至在中东打仗,是为了维护石油供给的安全,还有全球的石油运输通道等等。当美国他从一个石油进口国变成一个石油的出口国,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变化,他的这些变化又会对全球的能源市场产生什么影响,这些恐怕都是需要我们深刻去思考的长期的变化,而不是短期某个因素的变化。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理解百年大变局,国际治理体系在加速的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国际规则的主导权之争也是在日益激烈的。我刚才讲了,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总体来看是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但是国际治理体系我们上加速调整,加速两个字特别重要,因为国际治理体系从来不是停滞不变的,不是说这个体系建立好了就稳定在这里,其实一直在演变过程中。你去看关贸总协定,从成立经历了八轮的谈判,把越来越多的商品、越来越多的全球贸易投资的内容纳入到自由化、便利化的轨道里面。近些年,在经济治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全球化经过了几十年的高歌猛进以后,它的负面效果开始显现。有些国家内部因为全球化导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不平衡,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的管理层收入大幅度上涨,美国的金融部门,美国数字经济的企业,好莱坞等等是获益的,但是那些传统的部门,受到了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空心化。很多国家全球化都带来了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21世纪的资本论,就是讨论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变成很主要的影响国内政策的因素。

当然国际之间也不均衡,这样你会看到一些国家它的针对全球的政策也在调整,有些所谓的单边主义的,也有一些保护主义的。我个人认为这些逆全球化的思潮,特别是政策还没有形成主流,所有全球化基本的格局还是得以保存的。WTO这些年谈判的成果都依然在此,也就是说它已经成为的今天维护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基本的规则。

再往前看,尽管多哈回合的谈判没有取得成功,但是贸易便利化的协定总算达成了,还有很多诸边协定在谈,关于数字经济的,关于投资的协定、服务关于的协定,通过诸边的方式去谈。这些发达国家他是在竞争力、有利益的领域,继续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但是在他原来有优势,现在不利了,他开始公然的违背已经达成的协定,往后退,他是选择性的,你说这是新鲜事吗,其实太阳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发达国家你回顾他的历史,从都是在他有优势的地方在推自由化、便利化。只不过各国的比较优势是在动态变化中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新的领域全球化还在往前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还在往前走,但是有的领域停滞,有的规则被少数成员违背。

除了经贸的全球化,它会影响到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重新布局,这些供应链、产业链的变化,叠加疫情以后,大家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安全性,原来注重效率,现在可能注重效率的同时要更多的注重安全,但是它不是一个替代因素,说只顾安全不顾效率,你不顾效率在市场经济下你就活不下去。所以效率是绝对你能否生存的基本因素,但是他会更多的考虑安全因素,这样全球供应链可能更多的体现为区域化、供给的多元化等等,这些变化会对全球初级产品的供给需求产生什么影响,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卷入进来,原来可能是被遗忘的,现在他变成了新的全球供应链的参与者。

除了经济领域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我们要高度绿色转型,全球治理体系,除了我们过去几十年特别习惯看到的,在经济领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外,现在越来越具有强制性的是绿色转型的规则。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竞争中都不可避免的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人类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先特别聪明,两千年前就说天人合一,西方国家有一段时间认为人定胜天,人可以改造自然,其实恩格斯早就说人类对自然的每次改造都得到了报复。在工业化进程中导致了污染,然后开始治理,导致了环境,PM2.5空气、水体污染。到了过去20年大家越来越关注二氧化碳,碳排放从减少排污治污到减碳,二氧化碳排到空气中大概要上千年才能够分解,工业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排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积累的以后结果,一开始科学家说它会导致全球变暖,现在发现有的时候暖,有的时候冷。后来说因为排放导致了全球异常气侯频繁,所以现在变成了气球变化问题。

作为国际规则,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到巴黎协定,主要经济体都提出了绿色转型问题。特别是去年习主席庄严的宣布,说中国要在2030年以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碳排放国,所以中国的这个庄严的宣布,应该说对于全球的减碳和实现碳中和,是产生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开始纷纷的宣布碳达峰,特别是碳中和的目标,有的国家已经碳达峰了。有的国家提出来传统的汽油汽车要停售,以后都要用新能源汽车,当然新能源汽车到底是什么,技术中性,看到最多的是电动汽车,现在日本在力推氢燃料汽车。其实最大的是整个能源结构的变化,这样你会看到,减碳,然后到碳中和的这个过程,会对我们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所以总书记讲,实现碳中和这种绿色转型,它是一种全面的、系统性的、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需要我们在重点领域,比如说能源结构,能源革命,产业结构,不同的产业不一样,我们看到比较多的高耗能产业,钢铁、建材、炼化。还有一些可能我们不太注意的,比如说畜牧业,原来一开始澳大利亚挺高兴,在碳排放问题上特别积极,后来一算,发现这个牛打膈、放屁,排放的二氧化碳很厉害,全球畜牧业占碳排放的比例也是很可观的。比尔盖茨基金会花了很多钱去做人工肉,就是让大家少吃几顿天然的肉,也是减少碳排放。要实现碳中和是需要我们能源结构、产业结构都要变,最关键的是取决于技术的变革,低碳技术。

现在比如说我们看到,过去20年前太阳能光伏,这是零碳的能源,你烧煤、烧天然气都是要排碳,20年前太阳能光伏每一度电的成本好几块钱,各国为了鼓励应用就有各种各样的新能源补贴,但是技术进步起了关键因素。比如说去年在阿联酋有一个项目,0.013美元一度电,折合人民币不到1毛钱。传统燃煤的成本大概3毛多钱,所以在经济上它已经变得可行了。无论是光伏还是风能,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稳定,白天有太阳光伏发电,到晚上不发电了,可是我们用电不是波动的,这些电放到电网里面,电网体系承受不了这么大幅的波动。所以大家一直在想有没有一个储能技术,储能技术很多,在讨论电池,有的人在研究说现在这么多的电动汽车以后,以后几亿辆的电动汽车,把电动汽车变成储能的。还有一个最新的氢能源,你电多的时候把它电解水,就有氢能,氢能很稳定,可以储存、运输、发电、燃烧,但是经济上不合算,那要通过什么方式。

比尔盖茨最近出了一本书,碳中和他在算,如果你采用碳中和的形式,有一个溢价,叫绿色溢价,大部分的绿色溢价是正的,也就是说你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怎么想办法,大家想出制度性的,比如说政府强制性的给你分配这个配额,减少碳排放的指标。或者说通过碳市场,用市场的手段来鼓励大家减碳。让这些正的绿色溢价,能够变成负的溢价,也就是说把一个商品服务里面,把碳的这种原来成本不算的,把它显性化。这样低碳、零碳的技术能源就能得到应用。

实现碳中和的绿色转型将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变化,涉及到各个方面。除了绿色技术,大家在讨论绿色金融等等,这些东西汇聚到一起,会对未来的大宗商品产生什么影响,这个大家一定好好的去深入思考研究。原来主要的主体能源,传统石油、天然气、煤,当越来越多去推广非化石能源的时候,长期趋势大家看的很清楚了,所以你看到全球很多传统的能源巨头,都在纷纷搞新能源,在研究新能源的技术等等。

所以这个结构的变化,这都是长期性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来讨论大宗商品市场的供求,除了短期的波动,它的短期因素,我觉得我们确实还是需要再看的长远一点,考虑一些长期的因素。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说中国来怎么理解和保障我们的资源能源的安全,中国我们一直讲,我们是地大物博,但是随着我们整个经济规模的扩大,我们发现中国实际上人均拥有的资源能源的传统意义上来说,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所以在相当一段可见的未来,我们要在通过和世界的合作,来保障中国资源能源的安全,我们是主要的资源能源的进口国,我们一方面要节约,另外一方面也要在供给方面进一步的来提高这种可靠性。

一般意义上大家讨论资源能源安全的问题,老是等同于极端情况,断供,实际上资源能源安全我觉得它有不同的程度,常见的所有资源能源安全其实是价格的波动问题,价格大幅度波动,极上极下,对我们影响就很大。像这次比如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人算过,我们作为大宗商品进口国,可能我们要多付出相当高的成本,我看到一个数,不引用,这个太大了。大家可以算一算,跟低价格的时候我们要多付出成本,现在一些中小企业、下游企业他不敢接单,因为他对价格走势不知道,今天我接这个单子,等我交付的时候成本涨了,我都是赔的。从资源安全角度来说,我们希望价格在合理水平上,尽可能稳定,相对来说波动小一点,其实对全球经济都是有好处,尽可能稳定,不是越低越好。我们从进口国的角度来说,大家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从短期来看很便宜,你可以降低成本,但是长期的低价格,就会影响到对资源能源的投资勘探。你看过去这些年全球大宗商品走势都是这样的,价格暴涨的时候然后缓慢的下降,缓慢下降的时候就没人投资了,供给出问题了,然后在某个时间段暴涨一下,然后又开始跌,不是说越低越好,要有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大家要想很多办法来让这个价格尽可能稳定,期货市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通过大量的交易来发现价格,同时给实体经济提供一个通过期货市场来防范风险、规避风险,其实它就是让实体经济运行更加的稳定。

咱们交易所,还有其他国际国内很多期货、现货的市场,这些市场不断的深化发展,对我们稳定价格是有着积极意义的,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来下工夫,做好这个工作。前面我看姜岩理事长,还有屠光绍特别讲了制度建设,和未来我们交易所怎么进一步发展,怎么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我对这些观点都高度的赞同,而且也希望咱们上期所在未来的发展中,为国家资源安全,对经济金融中心的建设,都能做出新的贡献。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 张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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