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期货和衍生品领域的首部法律，期货和衍生品法适应新格局要求，凝聚中国期货市场三十余年探索发展的经验共识，将体现中国特色与借鉴国际市场最佳实践有机结合，从国家战略高度支持期货市场发展。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期货和衍生品法的出台，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资本市场相关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揭开了期货市场发展新篇章，为期货市场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指明了方向。

A    期货和衍生品法强化国家层面对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持

期货和衍生品法兼具规范法与行业促进法功能：第一条提出立法目的在于“促进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服务国民经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进一步明确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导向；第四条规定“国家支持期货市场健康发展，发挥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的功能”，既明确国家支持态度，又指明期货市场具有的具体经济功能。

明确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举措。以期货和衍生品为代表的风险管理市场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市场、商业银行间接融资市场共同构成现代金融体系，国家建立和发展期货市场，根本目的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如果不坚持依靠实体、服务实体，期货市场发展就容易脱实向虚，扰乱现货市场，甚至与实体经济争夺资源，不仅发挥不好应有的经济功能，还可能引发风险。

要落实好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立法目的，期货市场应重点做到：一是价格体系要完善。品种齐全，覆盖面广，近、中、远期合约都活跃，才能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有效的引导。二是参与结构要合理。企业广泛参与期货市场，才能让产业在定价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需要投机机构为企业套期保值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三是运行要安全有效。风险措施严密周全，宽严适当。技术系统安全先进，技术服务市场的能力强。四是对外开放水平要高。服务全球商品贸易。期货价格更好反映中国作为生产消费区域的供求关系，维护国家粮食、能源矿产安全。

明确国家对发展期货市场的支持态度

我国期货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政府推动建立，由于当时的市场体制、金融环境和监管能力并不完全匹配，一度乱象丛生。为了防控风险，国家完善了监管体制，并建立起较为严格的风险管理制度，在规范市场的同时，也对实体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参与造成制约。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企业参与不足，投机资金占据较大比例，期货市场功能发挥受限。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产业风险管理需求持续增长，期货市场风控制度日趋完善，我国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日益增强，并成功经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8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外部冲击的考验。期货市场影响力日益提升，场外衍生品市场初具规模，品种工具涵盖农业、金属、能源化工、金融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部分品种已成为产业定价和风险管理重要工具，2021年期货市场成交额581.20万亿元，是GDP的5.08倍，其中商品期货成交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已具备更高层次服务国民经济的条件。期货和衍生品法在总则层面支持期货市场健康发展，是对期货市场历史发展成绩的高度肯定。发展期货市场，对经济金融大国至关重要。期货市场由于功能隐性，又有一定风险，容易引起社会争议，即使在发达国家，对其肯定支持也经历了较长时间。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化深度有待提升，现阶段国家出台法律明确对期货市场发展的支持，实属难得。这将极大增强期货行业的自信心和期货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自觉性。

期货市场对于提升市场配置资源效率，增强经济的活力弹性，促进企业稳定持续经营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推动一国货币的全球化也有引领支撑作用，因此期货和衍生品业务是现代国际金融竞争的焦点，被喻为现代金融领域的皇冠。但较之其他金融领域，期货不像银行、证券那样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资金，其功能具有隐蔽性，加之专业性强，使用杠杆交易，操作不当容易发生风险事件，因此不易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甚至被认为有负面作用。即便在美国，历史上对期货市场也长期存在争议，直到1985年美联储、财政部、证监会、商品期货交易监管委员会四大金融管理部门按国会要求，在历时3年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基础上发布联合研究报告，充分肯定期货对资本形成和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推动美国政府和社会对期货市场发展形成共识，有力促进了美国期货市场的创新发展。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化深度有待提升，现阶段国家出台法律明确对期货市场发展的支持，实属难得。

明确期货市场具有配置资源的功能

期货和衍生品法在传统的发现价格和管理风险两大基础功能之上，明确指出期货市场具备配置资源的作用。期货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虽与证券市场有很大不同，但也能够配置资源，在商品领域主要体现为各类产品提供公开、权威的近、中、远期价格，为宏观管理部门所用，作为预判经济发展走势、制定宏观调控有关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式，优化政府治理经济的模式、增强经济的稳定性。同时，从微观角度引导企业合理安排、动态调节经营管理，优化资金在各商品领域、各产业链和各地区之间的流向和配置，对生产加工、库存流通、分配、投融资产生积极影响，推动要素资源流动实现高水平动态平衡。一是根据远期价格高低和比价、价差关系优化生产决策。生产加工企业根据远期价格水平、上下游原材料与制成品之间的远期价差决定未来产量，根据比价关系选择最经济的原材料或盈利最高的产出品。二是影响不同地区现货库存和产业资源。期货盘面价格和交易所对实物交割产品的地区升贴水设置，引导现货库存由价格洼地流向高地；交易所交割品设置促进产业投资生产更高标准产品，指定交割库设置吸引相关产业资源向交割库周边集聚。三是影响产业链各环节的利润分配。由于通过期货风险管理，尤其是期货基差定价等模式实现稳定合理利润，中间贸易企业有能力为上下游企业提供最具市场竞争力的价格，降低了全产业链流通贸易成本，最大限度促进利润向生产加工环节分配，最终惠及广大消费者，增加社会福祉。四是影响新产能投资。因为可以通过期货风险管理稳定长期经营，农业、矿产、生产加工企业敢于投资新项目，扩大产能。五是促进企业直接间接融资。因为期货套保和标准仓单质押，银行得以扩大信贷投放，促进更多资金流向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公司估值因期货风险管理活动而提升，直接融资能力得以增强。

B    期货和衍生品法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期货市场发展特征

国有企业多，中小企业、中小农户多，个人散户多，这是中国发展期货市场的国情市情。期货和衍生品法特别强调国家对期货市场多方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支持，确立品种上市注册制；明确支持套期保值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便利国有企业获取上级主管部门支持参与期货市场，同时鼓励场外衍生品市场建设，有利于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风险管理服务；强调支持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以更好服务“三农”；守牢系统性风险底线，保护各类交易者特别是中小交易者，站稳人民立场。

确立品种上市注册制

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期货品种上市“由期货交易所依法报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注册”，改核准制为注册制。注册制的落地和实施，将使期货市场发展进入新阶段。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经济富有活力、发展加快转型升级，产业需求变化快，同时国民经济具有地域差异大、产业门类齐全，中小农户、小微企业众多等特点，需要交易所发挥贴近市场的优势，提高创新效率和服务效能，建立更加完备的产品体系，把资源充分配置到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快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需求。

一是我国期货品种创新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美国期货品种有1000多个，除传统大宗商品外还有很多细分品种、区域性品种，交易量虽然不大，但很好满足了细分产业需求。我国期货市场上市品种94个，覆盖了主要大宗商品，结合国内初级商品产业类别多、主体多和区域分散特点，还有很多细分产品和中小品种具有上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既满足产业的多元化需要，也能更好服务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

二是原品种上市审批制影响品种创新效率。期货和衍生品法出台前，我国期货品种上市流程依照一事一议机制，会商各有关部门后报国务院决定，不同部门间认识、角度、观点不同，需要进行多轮沟通，品种上市准备周期较长、成本高。

三是期货品种上市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期货市场不同于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是投融资市场，涉及社会资金募集，发行人质量和信息披露真实性直接影响证券定价，需对信披严格把关。期货市场是风险管理市场，交易由买卖双方自愿达成，价格形成不涉及交易标的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因此期货品种上市应以实体企业风险管理需求为根本价值和重要导向。

此外，期货和衍生品法精准发力，规定上市条件为“具有经济价值，合约不易被操纵，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将“不易被操纵”的要求落脚到期货合约，而非品种本身客观条件，这为区域特色品种上市预留必要空间，有利于通过“小品种”作好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区域经济发展的“大文章”。未来期货品种注册制实施过程中，应遵循法律规定合理评估上市条件，把握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立法要义。

鼓励国有企业等主体参与期货市场

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加强对国有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引导，既要防止国有企业盲目参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又要防止国有企业参与不足造成市场竞争力下降。期货和衍生品法对此做了充分考虑，旨在引导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积极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

一是鼓励套期保值并明确定义。期货和衍生品法第四条明确，国家鼓励利用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从事套期保值等风险管理活动。由于套期保值策略复杂，各主要国家期货立法一般不对套期保值进行定义。为解决我国国有企业套期保值认定难的现实问题，期货和衍生品法基于实际需要，第四条在鼓励套期保值的同时，给出明确的套期保值定义。这不仅对企业参与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的目的、策略起到正向引导作用，也便于国有企业从事套期保值交易时获得上级主管部门支持。

二是从法律高度确认套期保值持仓限额豁免制度。该制度虽已在实践中长期应用，但一直停留在交易所规则层面，将其上升至法律高度，明确表达对企业套期保值的积极支持。

另外，考虑到中小企业难以直接参与期货市场，为支持综合交易商和大型核心企业利用期货期权、场外衍生品等工具，为其提供多层次、多渠道的风险管理服务，期货和衍生品法第三十条明确交易所经批准可以组织开展场外衍生品交易，这为交易所支持发展综合交易商，推动龙头企业通过交易所场外市场服务产业链上下游众多中小企业，提供了法律基础。

特别强调了国家对农产品期货的支持

我国是农业大国，但农业总体以小农经济为主，抗风险能力弱，需要期货市场在服务“三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期货和衍生品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推动农产品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发展，引导国内农产品生产经营。

一是有助于稳定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好农业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期货起源于农产品，为解决粮食季节性供求错位问题，1848年美国芝加哥率先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对美国农业发展起到重要支持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为解决价格双轨制下农副产品价格大幅波动问题，我国借鉴美国经验探索推出农产品期货交易，经过三十余年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二是提升农民科学种植和议价能力。农民依据期货市场公开显示的各类农产品价格，优化种植结构。同时，期货价格涨跌信息瞬间可为农民掌握，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农民现货议价能力。

三是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保障种植收入稳定性，增强大规模种植的信心，不仅助力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组织发展，而且增强涉农企业扩大合同经营的积极性。在规模化经营基础上，涉农企业、贸易企业等通过期货加减升贴水的基差贸易方式购销农产品，提升定价灵活性，与合作社、农户等实现利益绑定，使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功能惠及众多中小农户。

四是“保险+期货”稳定农民收益。2015年大商所首倡“保险+期货”保障农民收入新模式，着力解决中小农户难以直接参与期货市场风险管理的难题，利用保险产品受众度高的优势，实现农民对接保险、保险对接期货，将众多中小农户联接起来以规模化形式提供价格风险管理服务，引领和撬动财政资金逐步介入，得到市场广泛认可，连续七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守牢系统性风险底线

期货市场既是管理风险市场，也是交易风险的市场，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是期货市场永恒的主题。期货和衍生品法对风险防控高度重视，充分吸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5年股市剧烈波动、2020年新冠疫情等诸多事件应对经验，将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诸多风险防范措施升级为法律制度，包括确保客户资金安全的“穿透式”监管制度等，并对交易所、监控中心、证监会的风险管理职责和手段予以规定：一是明确交易所风险管理“工具箱”，包括强行平仓、持仓限额和风险准备金制度等；赋予交易所应对突发性事件的紧急处置权，可采取取消交易等多种处置措施，以实现对风险的快速反应。二是确认期货市场监控中心法律地位，通过保证金监控和全市场监测，有效防范系统性结算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我国期货市场，证监会在监控中心大数据支持下迅速掌握全国期货市场持仓和资金匹配情况，连续三天对风险进行全市场压力测试后果断采取“三板强制减仓”措施，提前有效化解了风险。三是明确期货市场监管机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法律职责。“监测监控并防范、处置期货市场风险”是市场监管机构的重要法定职责，证监会据此有权对期货市场系统性风险进行及时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