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日报网讯（记者 李国雷）9月6日上午，在2022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主论坛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作主题演讲，分享了他关于中国经济现状与展望的研究心得。

蔡昉认为，人口峰值的提前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加快消失，必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给经济增长带来新冲击。他建议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创造改革红利，稳定社会总需求，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新冠疫情目前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需求侧，应按照贴近民生程度和政策抵达直接性，把政策发力点前移。

人口峰值提前到来，从供需两侧对经济带来挑战

据蔡昉介绍，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2022年中国总人口达到峰值，从2023年人口将开始减少，届时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人口国家。当人口不再增长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非常快了。“我们应该把人口转折点看作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起点，部署新的发展战略，贯彻新的发展理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了今后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是202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个目标2022年就可以提前完成。下一个目标是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是人均GDP要达到23000美元。需要回答的是，当我们知道了新的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以后，我们过去预测的这个目标还能不能实现，中国经济究竟依靠什么来保持合理的增长区间，疫情的短期冲击会不会延缓现代化进程，如何走出暂时的困境。”蔡昉说。

在蔡昉看来，中国人口今年达到峰值，这是这前没有预料到的。根据联合国2019年的预测，中国总人口大概到2030年前后才达到峰值。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3，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只生育1.3个孩子，处于世界较低水平。要保持人口的继续增长，一对夫妻至少要生育2.1个孩子。2021年，中国人口增长率0.34‰，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14.2%，均早于预期和预测。联合国在今年进行了新的预测，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变化。

“人口峰值提前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无可争辩地加快消失，必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给经济增长带来始料未及新冲击。”蔡昉表示。

从供给侧来看，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更快减少，潜在增长率下降速度将比原来预测来得更快。从社科院学者对潜在增长率“中位”“高位”的预测含义看，需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获得应得改革红利，实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从需求侧来看，人口总量、经济增长、年龄结构和收入分配四重效应，都产生抑制消费效果，使需求对经济增长制约常态化和经常化。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未来越来越依靠于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支撑。如果消费成为经济增长制约的常态因素的话，意味着需求侧对中国经济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总的来看，蔡昉认为，人口趋势是不可逆的，一旦进入到负增长，也不能指望未来再回到正增长。因此，要稳定和扩大消费需求，有赖于改革和政策调整，保持潜在增长率，并通过需求的提高来支撑整个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创造改革红利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今后的13年，也是中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关键窗口期。”蔡昉表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其实也是一个长期的、相对的过程。中国目前人均GDP已经超过12000美元，到2035年，有望达到23000美元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也就是说，人均GDP从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这个区间是中国今后13年的发展任务，同时，人均GDP处在这个区间的其他国家也就成了参照系。

据蔡昉介绍，与上述国家相比，中国存在平均5.5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差距和18.2个百分点的农业就业比重差距。“消除这些差距，就要继续提高城市化率，继续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降低农业就业比重，这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今后13年的任务。”

“目前的城镇化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农民工也被纳入到了64.7%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的指标之中，但是绝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实际上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呢目前只有46.7%，两个城镇化率指标之间存在18个百分点的差距。”蔡昉表示，如何消除两个城镇化率指标之间的差距，意味着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中心，以农民工的落户为主要的任务。农民工落户，可以扩大劳动力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消费水平可以提高30%，一旦获得城市户口，成为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能够再提高30%。这两个30%的叠加就意味着，需求侧也可以从户籍制度的改革中获益，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消费力和消费倾向，稳定社会总需求。“总体来看，农民工实际落户创造改革红利，这是统计口径调整做不到的。”蔡昉说。

按照贴近民生程度和政策抵达直接性，把政策发力点前移

谈及超大市场与共同富裕，蔡昉认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其实主要还是从超大规模的人口来说，但人口未必会直接或自然而然地转化成消费者的市场，可以通过促进共同富裕来创造条件。

“促进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通过再分配手段实质性地缩小收入差距。”蔡昉表示，我国过去的居民人均可支费收入增长速度都是很快的，但总体来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是存在的。

“统计学家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一般来说，0.4以下的基尼系数，是相对合理的收入差距，而我国的系数还高达0.468，说明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目前，基尼系数中大概有一半来自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蔡昉介绍说，缩小基尼系数，既要继续依靠初次分配机制，最终必须借助再分配，达到基本现代化要求。OECD国家的经验显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可以把基尼系数平均降低35%。

蔡昉说，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归根结底是要创造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只有是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一个社会结构，人口因素才能转换成超大规模市场。目前我们有四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这是我们超大规模市场的主要支撑力量。但是，还应该把眼光放在不断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群体。把老年人、农村低收入群体、农民工等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加起，未来有希望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在四亿人的基础上倍增。

“如果中等收入群体接近十亿人，就会有更庞大的消费者市场，解除需求侧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同时也有更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商机，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会更有活力。”蔡昉表示。

在蔡昉看来，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政府要做再分配。目前中国正处于加快福利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学中，瓦格纳定律或瓦格纳法则，指的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题高，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的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应提高。人均GDP从10000美元提高到23000美元期间，政府支出的比重提高提速最快，也就是“瓦格纳加速期”。

“从中国来看，‘瓦格纳加速期’正好是从现在到2035年，一般规律和现实要求都决定了，中国应该遵循这个规律，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既能缩小收入差距，也能开拓消费者市场，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蔡昉说。

现实中，中国经济也面临一些短期挑战。蔡昉认为，从2020年开始，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冲击，前期主要是供给侧的冲击，后期更多是需求侧的冲击。疫情产生的需求不足的冲击，与长期的需求因素叠加，妨碍宏观经济的复苏，也妨碍实现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

面对挑战，蔡昉建议，要按照贴近民生程度和政策抵达直接性，把政策发力点前移。既可以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对，也可以从市场主体、劳动力市场业等方面发力。过去主要着眼于市场作为生产者的主体，现在转向作为消费者的主体家庭。

蔡昉认为，政策发力点前移，既符合以人民为中心和民生为本这一发展的根本目的和要求，也切中了当前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常态制约的一个现实挑战，可以把保障民生和恢复宏观经济的良性循环两个目标有效地结合起来。应该把短期的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和未来实现基本现在化的战略要求结合起来，把长期的任务都落脚在当前的应对挑战的任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