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力度加大

据期货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全国金交所的数量一度达到70家，而目前的工商注册信息显示，仅有38家注明“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企业处于存续状态。部分省份由于撤并整合存在难度，虽未达到仅留存一家的目标，但数量上确有大幅压降。

中国恒大集团近期发布的内控评估披露，其全资子公司恒大金融财富借第三方发行主体经金交所备案登记，面向自然人发行了多款定向融资产品，募集资金规模高达921亿元，并最终全面流入中国恒大集团体系内，用于房地产及相关投资。恒大理财产品爆雷引发社会对于金交所的广泛关注。

从成立之初，到如今被推上风口浪尖，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金交所的“前世今生”。

2010年5月21日，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在天津滨海新区注册成立，是全国首家由国家财政部和天津市政府共同批准设立的全国性金融资产交易所，于6月11日正式揭牌运营。

同年5月30日，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正式揭牌，成为国内第一家正式运营的全国性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其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原有金融资产交易业务基础上设立。

此后一年之中，安徽、贵阳、重庆陆续成立金交所，金融资产公开交易的大幕正式拉开。

依据《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54号)中的规定：金融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金交所由此而来，其功能在于提供交易平台服务，撮合、促进金融资产交易的达成。金交所由省级政府部门、金融办审批成立，因此具有地域性，是就区域性金融资产进行挂牌、备案、交易的平台。

2012年是金交所通道业务蓬勃发展的一年。彼时券商子公司、基金子公司尚未成立，大量的银行理财资金选择与地方金交所合作，开展定向融资、收益权转让、资产转让等业务，也就是业内常说的通道业务。

地方政府设立金交所的初衷是为国有资产、非标资产的处置和转让提供新的渠道，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金交所的出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同时也盘活和处置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和各地流动性差的金融资产。

然而，随着券商子公司、基金子公司的出现，银行理财资金与金交所的合作大幅减少。这一时期也正是互联网金融（P2P）公司迅速崛起的时期，这些P2P公司成为接下来金交所通道业务的最大客户。各大P2P行业头部机构纷纷与金交所建立合作，比如向金交场所采购资产、将线上产品转线下、借由金交所App导流、走金交所通道等等。与P2P公司的合作，也为金交所带来巨大的业务体量，多家金交所业务规模突破千亿元。

2014年后金交所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据期货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从2014年到2016年间，全国各地共成立了37家名称中含有“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企业，占到鼎盛时期全国70家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的半壁江山。

此时野蛮生长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始暴露出自融、假标等乱象，集中违约、资金抽离引发了部分平台卷款跑路等问题。2017年开始，互联网金融平台正式进入整顿期，行业受到严格的监管。2018年3月28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大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通知》（整治办函[2018]），将互联网资管业务列为特许经营业务，导致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合法性受到颇多质疑。金交所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合作由热转冷。

金交所与P2P机构的“蜜月期”结束后，2018 年迎来了对金融业加强监管的一年，私募基金备案收紧，导致大量私募机构转向与金交所合作，在金交所备案挂牌产品。一时间金交所成为市场中的“香饽饽”，受到越来越多市场的瞩目，私募机构、第三方财富公司的合作成为金交所新的业务重心。整个金交行业也伴随着这股热潮走到了金融舞台中央。

那些年“借道”融资、不实资产等各类问题频繁见诸报端，风险叠加引发了监管层的高度重视，2019年起，对金交所从严监管的号角终于吹响。

审视曾经的金交所，业务范围包罗万象，且交易的金融资产多数属于非标资产，因此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有此前在某金交所工作的人员透露：“这几年不少地产集团、财富管理公司以及之前的P2P公司，都在利用金交所作为通道售卖违规理财产品，相关的资金要么部分涉及企业自融，要么有不少流入房地产企业。”

2023年8月中国恒大集团发布的内控评估披露，其全资附属公司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通过第三方发行主体在各地区的金交所分别进行备案登记，并批准发行了多款定向融资产品。按中国恒大集团统计数据，通过定向融资产品募集到的921亿元资金最终通过投资、借款、贴现、债券等方式全面流入中国恒大集团体系，用于房地产及相关投资。上述定向融资产品从2021年8月开始出现兑付困难的情况。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未兑付本息合计约人民币340亿元。

早在2020年9月，证监会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就向各省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和风险处置工作的通知》（清整办函〔2020〕1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上述《通知》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不得与互联网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等国家限制行业违规开展业务；不得新批设和新开业金交所；不得为异地企业发行产品；不得向社会个人投资者销售或变相销售产品等。再加上国家对于房地产企业“三道红线”的融资监管要求，这些资金本不该流入地产行业，但还是通过金交所“绕道”的方式最终流入了地产商的腰包。

据《福建省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小组关于提示防范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违规风险的公告》：“个别金交所在开展业务中，只进行材料形式审核，收取费用后即盖章出具《挂牌通知书》等文书，未对背后真实业务逻辑进行风险评估。此类业务，金交所并非立足为金融资产流转提供服务，实质上是利用金交所资质为交易方提供‘增信’‘背书’服务，容易与非法集资、金融诈骗、非法证券期货等违法违规活动发生关联引发风险。个别金交所违背监管精神，打擦边球、钻制度空子、规避监管，以登记、备案、挂牌交易、摘挂牌、居间中介、财务顾问、信息发布等名义，直接或间接为各类发行和销售非标债务融资产品提供服务和便利。”由于个别金交所存在违规展业行为，给部分投资者造成了损失，形成了潜在的金融风险。

此前爆雷的雪松控股也揭开了业内的“疮疤”。2020年1月起，雪松控股打着“供应链金融”的旗子，以所谓“应收账款”为底层资产，假借各类金交所、产交所、伪金交所通道，面向自然人发售超过350只违规“理财产品”。在总规模超200亿元的违规理财产品中，金交所扮演了重要的募资通道角色。

期货日报记者了解到，上述金交所名义上进行的不良资产、应收账款、保理资产、其他债权、收益权等产品交易转让，但资产、风险未真实、完全转移（包括名股实债，附显性、隐性回购、保底协议或条款等），应视为非标债务融资业务，而监管政策早就叫停了此类非标债务融资业务。

2018年底，监管下发《关于稳妥处置地方交易场所遗留问题和风险的意见》，首次明确将金交所业务范围限定为依法合规开展金融企业非上市国有产权转让、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转让、地方金融监管领域的金融产品交易等业务。此外，政策还对合格投资者标准、展业区域等也进行了限定。

2019年1月29日，监管下发了《关于三年攻坚期间地方交易场所清理整顿有关问题的通知》，7月份下发《易会满同志在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对政策落实执行作出具体安排。

上述政策合力之下，2019年金交所非标融资产品被踩下“刹车”。

多家金交所高管表示，基于上述监管文件，业内对合规标准达成了基本共识：直接融资类、收益权类等类资管产品不再开展；投资人可以是个人，但要根据资管新规要求，严格审查投资者资质；不能跨省展业。

按照监管要求，辖内已有多家金交所的，要根据“一省至多一家”的原则推进整合工作。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全国金交所的数量一度达到70家，而目前的工商注册信息显示，仅有38家注明“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企业处于存续状态。部分省份由于撤并整合存在难度，虽未达到仅留存一家的目标，但数量上确有大幅压降。

在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框架下，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新兴的金融业态激发出市场的活力，也希望监管能够张弛有度，给新兴业态更多成长的机会，但一切的前提是不能以健康、稳定作为代价。

反观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同样经历了从野蛮生长到有序发展的过程，监管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行业想要持续、健康、规范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企业自省自律，而不是扬在头顶的那根“鞭子”。当市场上出现“钻空子”的心态、萌生“赚快钱”的想法、充斥“投机”氛围的时候，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那些或许会成为“过去式”的行业，引以为鉴，让自己不要成为下一个被“清零”的对象。

随着监管力度加大、业务范围缩窄、展业空间受限，未来的金交所何去何从？本报记者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