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5年，秦大将蒙恬率30万秦军痛击匈奴，一举攻下河套地区，匈奴残部望风北遁。就在秦军大获全胜之际，秦始皇嬴政却下令让蒙恬停止进军，就地修筑长城。这一举动使得后来很多学者颇为不解，认为此举劳民伤财，不如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有效。

其实，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秦始皇这样做有自己的“小九九”。

第一，从成本端看，中原农耕民族进攻北方游牧民族，作战成本非常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练兵的花费很大，秦朝要深入漠北作战，需要大规模骑兵部队的支持，而当时秦军以步兵为主，骑兵较少，且兵源大多为农民，要把本来不善骑射的步兵或农民训练成有作战能力的骑兵，除了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外，还会耽误农事，减少产出和税收，变相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后勤保障花费也很大。投送骑兵军团至北方草原深处作战，后勤无法“因粮于敌”（北方是以畜牧业为主，资产流动性较大），只能靠后方补给。在运输条件困难的古代，运粮成本是惊人的。据《史记》描述，从中原地区运送1石粮食至北方前线，途中需消耗192石粮食。反观匈奴，其作战成本却很低，因为游牧民族从小在马背上长大，骑兵训练成本几乎为零，而且战时可驱赶牲畜跟随军队行动，无需人力运输，后勤压力较小。

第二，从收益端看，农耕民族作战收益很低，因为北方草原不适宜精细化耕种，中原王朝很难取得税收，即使占领广袤的草原最终也会被高昂的战争成本所压垮，得不偿失。这在后世得到了印证，汉武帝虽雄才大略，数次大破匈奴，但耗费也很大，“文景之治”积累的家底几乎被掏空，后期还需要靠“昭君出塞”的和亲政策来缓和民族矛盾。明成祖朱棣五出漠北，痛击蒙古各部，但其后代明英宗朱祁镇还是因“土木堡之变”被瓦剌所俘虏。游牧民族野蛮生长且来去自如的特性令农耕民族难以通过作战一劳永逸，反倒是游牧民族每次出击，掠夺农耕民族财富的收益非常惊人。

因此，为了扭转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采取了修长城的策略，因为有了长城这种防御工事，流动的战场就变成了固定的战线。防守的农耕民族不必远征，依托长城固守（长城一线多群山和险隘，利于步兵作战不利于骑兵）就能让游牧民族骑兵望城兴叹，阻止其南下劫掠。这样不需要训练骑兵，练兵开支大幅减少，同时还可以在长城背后屯田养兵，减轻后勤补给的压力。虽然修筑长城先期要耗费大量的财力，但对比主动出击而言，只是短期内经济压力较大，长期摊销的话，是花费较低的一种策略。

泰始皇可能一开始就明白，游牧民族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特征，要彻底剿灭他们，自身也会被拖垮。因此，调整战略思路，修长城阻其南下，既能提高自己的收益成本比，又能降低敌方的收益成本比，从而大幅度遏制中原文明被劫掠的危害，实乃良谋也。

能根据中原民族作战的优劣特点，制定出最佳的成本收益策略，不贪功、不冒进，守住自己最优的成本收益底线，泰始皇的成本收益思路值得借鉴。对于投资者来说，能不能也从自身角度出发，详细分析个人的投资优势和劣势，运用最佳的策略，从而获取较好的投资收益呢？这无疑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