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自立仅两年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讨明檄文，正式向明朝宣战。由于此时的明神宗朱翊钧荒于政事，兵备废弛，导致辽东重镇抚顺、清河很快被后金攻陷。一时狼烟四起，大明辽东边防岌岌可危。

面对危局，久居深宫不问朝政的明神宗慌乱中决定发起对后金的大规模征讨，并任命杨镐为兵部右侍郎兼辽东经略。然而，此时的大明官僚腐败，主持辽东防务的杨镐只精于官场，军事才干平庸，其制定的“四路出兵，分进合击”的征辽方略华而不实，只有笼统的战略目标——兵分东西南北四路围剿，会师于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但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这样的作战策略直接导致四路明军各自为战，互不统属。万历四十七年二月，杨镐在大军开进后即失去对部队的掌控。

在主不识将、将不知兵的情况下，决定大明王朝命运的萨尔浒之战轻率开启。战役初期，明朝西路军总兵杜松抢功心切，不顾严寒，一日内冒雪急行百余里，陷入后金包围被歼，明军尸横遍野。北路军听闻西路军战败，非常惊恐，行至半路欲还师，回撤时遭遇后金截杀。东路军在不知西路和北路军均败北的情况下孤军深入，误中埋伏，也遭到全歼。所幸南路军因行动迟缓，逃过一劫。

萨尔浒之战，明军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但开战不到五天却损兵折将，精锐尽失。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第一，“闻道”方面，有了“万历三大征”功业的明神宗执政后期志得意满，荒于朝政，对边事懈怠，而后金努尔哈赤时刻关注明朝动向。二者对比，明朝在搜集情报、把握时局方面明显弱于后金。同理，在期货市场上，很多投资者缺乏收集信息的习惯，对宏观面、商品供需面不太了解，遇到突发情况容易陷入慌乱之中，作出不理性的决定。

第二，“略道”方面，明军统帅杨镐不知兵事，制定的用兵策略不合时宜，缺乏执行力，而努尔哈赤采取 “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同理，在期货市场上，很多投资者滑有在交易前制订交易计划的习惯，即使有交易策略也可能不合时宜，未全盘考量各类影响因素。

第三，“术道”方面，明军将领要不贪功冒进，要不龟缩不前，互不配合，而后金则协调配合，驰援紧密。同理，期货交易中交易纪律很重要，不严格执行，贪婪和恐惧就会出现，会影响投资者的心态，打乱交易计划，使投资失败的概率大增。

第四，“器道”方面，装备有火器的明军善于城防，劣于野战，很难对抗后金骑兵。同理，在期货市场上，很多投资者喜欢追逐热点品种，但对有些热点品种比较陌生，在赌性起而理性衰的情况下，贪欲膨胀，风险自然大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萨尔浒之战成了明神宗至死难忘的遗憾，敲响了大明丧钟，期货投资者也可以借鉴反思。

在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策，不盲目行动。在投资中，投资者要基于真实的数据和市场分析作出判断，避免情绪化的决策，坚持理性投资。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打击明军一路，从而实现各个击破的效果，这也体现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这一策略的目的是避免与敌人均势对抗，而是要集中力量，迅速击败敌人，减少自身损失。这种策略要求投资者通过深入研究，确定哪些投资最有可能带来高额回报，从而将资金集中在最有潜力的领域或资产上，而不是广泛分散投资。

“实事求是”是最朴实的投资理念，根据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条件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符合“事物内在的规律”。同理，投资者也要充分了解期货市场的规则和动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投资策略。笔者认为，后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战略可以被投资者作为分析和决策的哲学框架，再综合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和工具，以形成更为全面和科学的投资决策。（作者单位：宝城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