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中写道：“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当今，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税等贸易壁垒让全球贸易格局深度调整、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速重塑，其中商品、资本、人员和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约束，变得迟缓。然而，没有要素的自由流动，何谈有活力的经济，更不会有持续健康的发展。在这深刻变革之际，各国纷纷将核心竞争力转向对技术、能源和大宗商品的控制，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时代的十字路口，机遇与挑战如影随形。对期货市场而言，其作为配置资源的高效平台，新的时代环境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践舞台。诚然，近些年期货市场也在不断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与路径，寻求与实体经济更好共融的生态。以近日新发布的“南沙金融30条”来说，其中就提出“高标准建设期货产业园”。据笔者观察，近些年全国各地关于建设期货产业园的消息屡见不鲜，如郑州期货产业园等。也有地方提出建设大宗商品交易集聚区、期货要素集聚区、期货产业集聚区等。虽然提法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希望以期货为锚点，吸引期货及相关配套的金融机构、产业企业、科技企业等集聚发展，密切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联系，构建产融结合、协同发展的生态。

这种对期现一体化发展更高形态的追求，彰显了地方在推动期货市场服务经济上的责任担当。在笔者看来，这种生态无论是从单一园区来看，还是放眼全国各地，都是网状的、多元共生的。对园区本身来讲，它是一个集产业企业、期货经营机构、仓储物流企业等贸易各环节企业于一体的生态闭环，但整体来看，一个个园区犹如期货市场的“中心仓”，与期货市场的场外市场对接，让期、现货市场得以有机统一，共同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不建看似华丽的“空中楼阁”。这种生态的构建并不是圈几片地、盖几栋楼那么简单，须能为实体产业提供服务，给企业带来切身利益。这就要求无论是叫期货产业园也好，还是大宗商品交易集聚区等诸如此类的园区，需要的不是“花架子”的大楼，而是自身一定要具备服务功能。单靠用钢筋水泥浇筑高楼，然后躺着“收租过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只有躬身下场，打磨功能服务，才是留住企业的内核。如此，才能对期货和现货链条上的各类要素资源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

找准发力点，夯实基础设施“硬实力”。功能的发挥离不开以基础设施为载体，在笔者看来，类似期货产业园的项目，各地除了规划要科学合理外，设置上一定要把握住期货特点，切忌以期货交易为重点去开展工作。我国场外市场是一片广阔的蓝海，建议以期货交割为重点，打造产业资源整合与风险管理的“中枢”。其核心逻辑在于：首先，通过对仓储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吸引贸易流集聚；其次，发挥期货优势，如利用其套期保值、配置资源等功能，开展期现贸易、仓单相关业务等，增加产业企业的黏性；最后，形成以贸易驱动期货工具在产业链各环节渗透，然后期货反哺贸易的生态形式，让贸易“流量”变为园区“留量”，带动更多相关要素资源集聚发展。

打造创新应用试点或先行区，我国有条件、有基础、有需求。据笔者了解，上述有期现货特色的园区建设，与目前正在火热建设的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有异曲同工之妙。诸如此类，在全国都在抢先建设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政府层面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打造期现融合先行示范区，或开展期现创新与应用试点，依托具备期现特色的园区或枢纽，探寻大宗商品资源高效配置的形式；期货交易所层面，在市场培育的品牌活动侧重上，也可以向此类园区和枢纽倾斜。目前，我国共有152个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布局建设229个国家物流枢纽，衔接国家物流大通道、综合运输大通道以及重要铁路物流基地、内河港口等重要物流节点，无疑为探索“期货交割+产业集群+物流枢纽”协同发展模式提供了优异条件，这就需要类似产业园、物流园、枢纽等载体来承接。

实力的跃迁，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在笔者看来，打造兼具期货和现货特色的产业园或枢纽，是我国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战略选择。通过期货交割的锚点作用，推动期现一体化发展，不仅能提升产业链韧性，更能在国际定价权争夺中占据主动。未来，不仅需要期货市场发挥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加强与现货市场的联系，特别是场外市场建设，还需政策引导、技术赋能等多方参与。

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可以说，在全球变局加速演绎下，期货市场迎来“大航海时代”，加快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刻不容缓。聚焦期现一体化发展，挖掘新业态、培育新模式，当下兼具期货和现货特色的产业园或枢纽是很好的承载平台，其完全有能力成为撬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迈向全球高地，并成为“关键环”的支点。